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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策略的论文

作者:生态农科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20-02-20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广泛。文化产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传播人类文明、促进人力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共享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文化观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碰撞。 本文在对传播效果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和特点,以及中国文化产业管理应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影响。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文化安全策略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高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加剧,以及从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转型,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规模化、垄断化和跨国化等一系列新趋势。因此,跨文化传播文化产品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它不仅带来全球文化日益频繁的融合,而且不可避免地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确保自身文化的安全,是当前各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和综合功能使得这一问题相当复杂和困难。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了解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渗透的意义、接受方式和特点,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偏见,并与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进行比较,提出我们的应对策略。

1。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在他的经典着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一词,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况”(李玉萍李梁铮,2006) 他通过对非语言符号传播维度的分析,比较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模式,指出文化差异、交际者的内在背景、经历和假设会使交际极其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跨文化交际有三层含义:第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交际,反映不同文化类别的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的交际;第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交际代表了不同文化意义的系统交际的可能性。第三,前两个层次的实际交流过程中的矛盾、冲突甚至戏剧性的变化决定了文化交流的整合和变异。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交流的历史,其中各种文化不断地相互融合。多元文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交流打开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形成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 因此,研究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误解和障碍不仅是现实交际的要求,也是实现良好交际的必要条件。

2。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和特点

文化产品的传播最终是文化符号的传播。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空对相同的符号进行不同的解码。世界的无限性和符号的有限性决定了传播中意义偏离的必然性。 在传输过程中,发射机和接收机是传输过程的主体和客体。它们执行相同的功能,即编码和解码功能。 所谓编码是指将意义或信息转化为符号的过程,即用语言表达意义的过程。 解码是将符号还原成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被接受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传输过程是交替和重复地编码和解码信息或含义的过程。符号是决定传输过程的核心因素

文化专家指出,符号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习得的结果。它们代表经验和传统,因此为社会团体所共享。然而,符号本身是抽象和片面的。用有限的符号来指代无限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理解上的不确定性。 语言的线性特征使得它可能只表达事物的一个方面,而拒绝其他可能性。“没有一套符号能够表达一个人的所有感受和所有内部活动”(施拉姆,波特,1984) 因为编码和解码的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活动,它是由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决定的。 一方面,它受到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 为了跨文化传播文化产品,有必要对要传播的意义进行编码和解码。

对文化产品编码和解码的研究表明,无论文化产品呈现何种意识形态,受众解读的意义不一定是生产者的初衷。 传播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受众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认知系统,他们会自我建构媒体信息,即多维度解读媒体信息。 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体应该允许受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媒体内容。 这一理论假设使受众的主导地位得以实现,主动接触和使用信息得以掌握,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理论中被动盲目追随受众的形象。

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文化产品的意义都不是由作品传递的,而是由受众“生产”的,也就是说,受众不仅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意义的生产者。 传播学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在对澳大利亚土着人将美国电影《第一滴蚴中的男主角看成是反抗压迫的象征——这种生产“意义”的权力掌握在受众的手中。这证明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并不能保证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在对拉斯》标记为带有典型文化帝国主义标签的肥皂剧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对以色列阿拉伯人、从摩洛哥和俄罗斯移民到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合作农场的居民、洛杉矶的第二代美国人和拉斯岛上的日本公民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跨文化解读。研究发现,美国群体在表达批评观点方面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这些美国人不认为这个节目真实或严肃,因为他们显然非常熟悉真实的达拉斯和真实的好莱坞。 每一个文化团体都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谈判”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释、不同形式的参与和不同的自卫机制 因此,就理想的传播效果而言,任何文化产品都必须在已被证实的公众旧规则或既定态度的基础上仔细构建。

许多哲学家和传播学者在编码、解码和认知效应问题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如伽达默尔的“有效历史”、罗兰巴尔特的“能指与所指的疯狂游戏”、德里达的“分歧”、英尼斯的“传播偏见理论”、新历史主义的“文本的历史性”等。 从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文化意义上的生产权总是掌握在观众手中。 基于传播效应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理解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以及我国文化产业在管理中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3。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保障策略

就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优势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促使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中又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传播。因此,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舞台,远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自由市场,它还是一个文化意识激烈碰撞的场所。文化通过国家之间商品交易的渠道,如同“特洛伊木马”一般悄悄地从政治经济大国进入弱势国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消费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而且还使中国大陆的文化面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因为这些文化产品都强烈地表现出西方的社会文化,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当代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作为惟一的第一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势,再加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因此,中国必然要在文化上面对来自美国的冲击。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理智地加以分析,既不能盲目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冷静、理智地提出我们的文化安全策略。

(一)理智地看待所谓“文化帝国主义”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全球信息化的“五个原则”:即“私营化”、“鼓励竞争”、“灵活的政策”、“开放使用”和“普遍服务”,它们是符合美国国情和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看到这些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意义:“私营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产业弱小,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更不是美国垄断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对手,无疑会被美国巨型跨国公司所吞并,最终受制于美国;“鼓励竞争’一发展中国家哪里是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对手?“灵活的政策’,——淡化国家主权的原则;“开放使用’——撤除把关人,使美国文化观念长驱直入;“普遍服务’——使美国信息直接通到寻常百姓,这无异于一张“文化入侵”的许可证。一定的理论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实践、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上述种种理论思潮,同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密切联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趋向,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虽然美国是文化强国,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传播并不能像‘魔弹’哪样让受众一击即中,它所预期的效果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德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中曾经提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曼海姆,2000:121)这一文化学角度的论述也可以用传播心理学中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释:传播对象并非是一个没有依靠的靶子,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其进行保护,传播要对受‘个体”实现预期目的,就必须首先对他的“掩体”进行突破。

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入对中国的文化虽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表现在文化生产上,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思想在较短的时期内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文化传播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它的内在张力,能够在外民族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政治文化动荡下仍然保持着千年一脉的传统。这种早已深入中国人思想的本土文化,是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武器。即使是受本土文化教育并不多的年轻群体,他们也都处于中国文化的场域之中,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熏陶。文化帝国主义尽管能够通过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传播西方理念,但是在“选择性定律”之下,相比于中国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要实现文化上的突破也有着相当大的阻力。原因有三:首先,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有时确实对地方精英文化的利益是一个挑战,这便使得持“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地方文化的外部威胁,但其实正如我们在很多范例中——如印度、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看见的那样,地方文化领域里存在着自身的内部动力,面对压力,他们会呈现出问题意识,会主动放弃自身的僵化,而美国文化的影响有时反能成为消除地方文化窒息的解毒剂。其次,不管国际教科文组织怎么认为,无人可以证明文化产品的国际间交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支配模式。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和区域间交流的学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没有美国的参与。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受外来文化渗透的程度超过美国本身,许多美国人也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其中也有中国电视频道,美国或许是一个电视节目输出巨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电视信号的输入大国。第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推定,电视观众是外来电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实际上,电视观众在观看外国节目时更倾向于充当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二)坚持国家文化主权、制定合理的文化政策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当今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一种文化消亡,关键在于国家的决策机构采取什么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外交上是弱国,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是易受伤害的弱势文化。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特别要加强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的意识。利用国家主权,制订合理的文化政策,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国际文化传播加以宏观调控,这是我们抵抗美国文化的入侵,维护和发展自己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这种宏观调控不是仇视西方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进行积极的防御,主动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之中。

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堵”,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入侵的有害于民族文化的外来文化堵在国门之外。一是“兴”,首先在国内大力发展和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稳住民族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的核心地位,其次是努力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打入国际文化市场。“堵”与“兴”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种手段:

1.建立健全涉外文化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我国对境外文化产品进入的管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管理办法或规定,这些文件在境外文化产品进入我国的管理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层次不高,覆盖面不广,调控力度也有限,不能够完全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境外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新形势。国家应在宪法等国家基本大法中制定有关条文和具体的相应法律,对现有的行政管理办法、规定及相关文件进行整合与完善,将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从而使弘扬民族文化,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这种宏观调控,一方面是“量”的调控,即实行配额限制,国家应制定法律,明文规定境外的文化制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是“质”的调控,即建立内容审查制度,对外来文化制品不仅进行政治上的审查,而且进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审查,这是独立主权国家在文化领域里行使自己的主权的正当做法。虽然各国的审查方式与审查标准各有不同,但在拒斥低级下流、暴力、色情、恐怖、反科学、反人类的内容,以及有损本国形象的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形象、社会生活形象、民众形象、现任领导人及历届领导人形象)等方面则大体上一致,反映出各国对文明、美好的追求,以及维护本国根本政治利益与文化利益的态度。无论是“量”,还是“质”的宏观调控,国家都应制订相应的法律,同时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执法队伍,依法实施对进境文化产品的管理。

2.设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当前文化产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管理的覆盖面小,管理盲区多,管理力度不足等,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百家混战”的局面,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进出境文化制品的管理体系,对包括新闻出版,影视音像制品、文艺表演、网络游戏、软件产品、建筑风貌、会展广告、玩具、保健用品与体育用品等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我国,进行统一的管理指导、监督调控。同时,也要建立对文化制品市场管理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为全国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统筹安排、政策导向、组织协调等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提供信息依据。

3.利用经济政策,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1)通过直接拨款、经费投入的倾斜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例如,意大利在罗马歌剧院的全年开支中,国家直接拨款占70%,省、市政府拨款占20%,剧院的门票收入只占10%,这就为政府意念的贯彻提供了经济保证。(2)实行差别税率,扶植民族文化发展和外来文化精品的进境。例如:对以盈利为目的地组织境外通俗歌手演唱的单位经济收益,课以较高的所得税。对于高雅的外国精品文化、民族文化的演出免税或减税。(3)设立文化基金,支持民族文化艺术的生产。法国在战后几十年,国家对电影始终实行补贴,国家电影部门下属的“支持电影基金会’’规定,必须将票房收入、电视和录像带方面的广告收入按一定百分比上缴基金会,法国人认为,如果不给予补贴,不加以限制,粗制滥造的美国情景喜剧和肥皂剧就会吞掉法国国内的影视业。

4.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在当今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家的有形边界日益减弱,人民大众的自主权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全国民众中增强民族文化安全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的国民素质尤为重要。着名文化学者胡惠林在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 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是国家安全管理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克服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中决策的随意性和个人因素”(胡惠林,2005)。为此,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比如,图书出版总量与销售总量中的进口图书与国产图书畅销之比等。如果某项指标接近或超过了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的“红线”,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会适时启动,依法进行干预。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就是使人们增强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的意识、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多元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它们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如果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被某一种文化所取代,那么这对人类将是一种灾难。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来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是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的体现,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5.加强国际合作,抵制跨国垄断。发展中国家的携手合作,建立双边的、多边的和地区性信息交换组织,这是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垄断、建立世界文化传播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

从1970年代起,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跨国的文化传播领域里,纷纷建立了地区性和跨地区性的合作组织,如“亚洲一太平洋地区新闻交换网”、“亚洲电视新闻交换网”、“东盟国家通讯社”等。“亚新网”要求:每个成员通讯社每天向该网提供l5分钟的英文电传新闻,内容以本国的要闻和经济建设为主。在电影、电视节目、音乐等文化产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周边国家文化相似的特点,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这些组织对于打破西方文化产业对亚太地区的垄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在逐渐分化的全球市场中,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机构也日渐意识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多样化的民族品位,不得不对其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本地的文化状况,尽管影响他们的主要是市场力量而远非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但这在商业意义上已是势在必行。全球化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封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加剧文化冲突的同时也构建了不同地域的新的文化结构,呈现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繁荣格局,让“地球村”的村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多元文化元素。当我们在感叹传播媒介、文化产品似乎都是美国的同时不要忘了美国本身就是一爪‘大熔炉”。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全球文化冲突与聚合,无疑比固守在各自传统的强势与弱势地位下沾沾自喜或愤愤不平更有建设意义。

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化难以自主地被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碰撞。但是我们也要坚信,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积淀而来的,它根植于民族心理之中,更偏重于精神意识层面,不会轻易发生质变,也不可能随着经济标准的统一而被统一,文化多元化是不会消失的。相反,越是经济全球化,文化的渗透与冲突越激烈。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作为经济文化先锋载体的文化产品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挑战在于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冲突,而机遇在于把这种冲突转化为双方共赢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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