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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转专业悖论:想转的没资格,有资格的不想转

作者:计算机信息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20-02-15

作者:张果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发布日期:2013年

选择字体大小:中小“大”大学转专业的悖论:那些想转专业的人没有资格,而那些有资格的人不想转专业 “

在中国科技大学数学学院的毕业生中,前10%的学生中有一半从其他专业转来,而从该校转来的学生仅占总数的15% ~ 20%。 物理学院不到五分之一的学生换了专业,但他们占了前5%学生的近40%。 2013年,郭沫若奖学金(这所大学最高的本科奖学金)的33名获奖者中,有9人改变了专业。

中国科技大学教务处副主任贝利说,这些数字表明尊重学生的利益,给予他们选择的权利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效果非常明显。 在最近于南开大学举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学院素质教育学院2013年年会上,她介绍了中国科技大学过去10年重大选拔改革的经验,立即被一些同事包围。

悖论:那些想转学的人是不合格的;那些有资格的人不想转学

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在大学里学习和选择专业仍然是高考的“终身一试”。 改变专业面临许多障碍。 据北京理工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庞海邵说,1952年以前,中国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时相对灵活。1952年,中国借鉴苏联模式调整高校院系,大限改为死刑。 20世纪90年代,学院和大学开始探索改变专业,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形成像欧美国家那样普遍的体系。

庞海邵说,今天中国大学生选择专业有三种主要方式:一是在填写高考申请表时选择专业,绝大多数学生入学后没有机会换专业;二是入学后获得转学的机会,但学校会通过分数、考试和收费等手段严格控制。第三,少数学院和大学正在探索根据专业类别招生,以便学生可以在入学后一到两年选择他们的专业。 总的来说,中国的大学过去在专业选择上是封闭的,但现在正处于半开放和开放的发展阶段。 一些较早经历改革的高校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巨大的改革阻力。 改革后,她学习的一些学校“退出”。

阻力主要是内部的 曾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着名教育学者王义秋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从教育部的角度来看,转学没有政策障碍,主要是学校各部门之间的问题。

自2005年9月1日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开始实施,“学生可以根据学校规定申请转学” 学生转专业得到学校的批准。 “

中国农业大学教务处主任林万龙指出,中国高校普遍规定,原来专业中只有前5%或前10%的学生有资格转学专业,这些学生往往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兴趣和特殊技能。正是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对专业没有信心和兴趣,希望换专业。这是一个悖论。 农业大学的改革是基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理念,并希望真正把人放在第一位,这样每个学生都能学到他喜欢的和他能做得最好的。

林万龙说,目前的高考录取机制是以学校为注册单位,专业安排的随机性很大。 中国农业大学在2011年进行了专业转换改革。在此之前,只有49.44%的2010级学生能够进入他们的第一个志愿专业。

在改革的第一年,493名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申请转学,307名学生成功转学。 在307人中,近50人的分数比他们以前的专业低20%,超过10人考试不及格。

反抗:“自己的儿子被别人抚养”?

当林万龙谈到南开大学“无门槛”专业改革时,一位同事马上问他一个实际问题:学生从不受欢迎的专业转到受欢迎的专业会不会影响到不受欢迎的专业教师的工作量?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的规定,除了通过特殊招生和定向招生录取的学生外,任何感兴趣的一、二年级学生都可以在不受院系干扰的情况下提交申请。 学生每学期有一次申请的机会,如果他们对一次转学不满意,可以转学。 接受学院只要有能力,也无权拒绝 结果,不受欢迎的畜牧业专业的转移率接近40%,11个专业的净转移率超过10%

林万龙解释说,学生转学后,不受欢迎的专业从大班教学转变为小班教学,因此对教师的课时影响不大 老师们最担心的是所有学生的转学,但是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发生。

改革后,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多次与师生进行会谈。他坦率地承认,这可能会对一些专业产生影响,这是学校最初最大的担忧。

林万龙举例说,分配给每所大学的教学经费的计算指标之一是学生人数,学生人数的变化必然会产生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有利也有弊,会刺激不受欢迎的专业找到加强自身建设和留住学生的方法。

浙江大学本科学院教务部门副主任谢桂红表示,浙江大学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招收专业类别的学生。新生根据人文、科学等学科被录取,然后在入学一年后选择他们的专业。 结果2008年,哲学专业仅有3名申请人,而3个热门专业的申请人数是配额的两倍以上。 第二年,申请哲学的人数上升到七到八人有优势的人越来越少,哲学教师人数超过学生,每个学生都有更多的可用资源。 前三名学生中有两名出国深造,一名留在了我们学校,所以就业压力很小。

然而,谢桂红指出,由于学生进入学校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专业,许多系主任抱怨学生缺乏职业感情,就像“自己的儿子是别人抚养的”

与浙江大学的本科学院类似,北京科技大学在2008年成立了一所基础教育学院来管理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 这家医院原本有四个科室,但无法承受科室的压力,因此撤销了一个科室。 原因是经过几年的运作,许多大学抱怨学生不是他们自己的,不得不回去。因此,一个系的学生被“通缉”回来了。

关于转学专业的改革,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陈楚生这样描述:“学院不能把学生当成私有财产。” “

究其原因,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学院的范明诚博士指出:“我国高校尚未形成适合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专业选拔机制。" "

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很强的“规划色彩”。招生、培训和管理系统都是以专业为中心的。资源是根据专业来分配的。教师、教室、实验设备、书籍和材料根据专业进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就是“拔一根头发,动全身”

庞海邵将改革阻力归因于“路径依赖、制度惯性和利益冲突” 她指出,专业的选择涉及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需要在教育理念、课程安排、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便于管理,高校往往喜欢“一考终身”的专业选择模式

改革:带头发动全身

中国农业大学的经验表明,专业变更公布后,也没有给学校造成混乱。 在过去3年中,大多数职业的申请转移量都低于其最大接收量。 林万龙表示,学校根据每个专业的能力和每年录取的学生人数来决定最大录取人数。 只有金融、食品和生物这三个最热门的专业的申请者比接受者多。其他专业可以满足申请人的需求。这三个专业需要组织面试,根据他们的能力和条件筛选出申请人,而其他专业则不需要

农大还鼓励高校为转学学生数量较多的专业预留一些计划,专门用于接收转学学生的高考。 金融专业应该招收大约100名学生。只有大约60名学生将参加高考。其他地方将留给转专业的学生。

该校2010年级学生侯文瑞是改革的受益者。 他从小就喜欢农业,在大学入学考试期间,他在三所大学学习了植物生产专业。虽然他进入了中国农业大学,但他被转到了他不感兴趣的土木工程专业。 换了专业后,他说他“非常开心”

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科技大学的名额“供过于求” 该校2008级学生总数为1710人,可转到各系其他专业的名额为387个,有182名申请人和152名转学人。 2009年级有1846名学生,383名被录取,147名申请人,134名被转学 2010年有1802名学生,468名被录取,235名申请人,205名被转来 2011年级有1814名学生,其中590名可以被录取,192名申请人和164名转学 2012级:1809,560人接受,215人申请,192人转换

北京大学副院长、原培学院副院长陆晓东认为,通过适当的自由化和良好的管理机制,转学是可控的,这可以从中国科技大学和农业大学看出

庞海邵也认为限制越多,机会越少,报名的学生“蜂拥”越多。 对于冷热专业的现象,可以通过奖学金等制度进行完全调整。

但是范明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现有框架下,这些大学目前的尝试仍然是小修小补,没有颠覆性。 他倾向于美国的方法:高考与专业无关,他可以在入学后选择专业并灵活地改变它。 在他看来,北京大学原培学院迄今为止“做得相当彻底”

陆晓东说,北京大学原培学院已经成为一所“住宿学院”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采用住宿学院模式。 学生属于寄宿学院,而不是学术系。 学生选择不同院系的课程,建立具有个性的跨学科专业。

根据陆晓东的说法,北京大学原培学院有三个专业“政治、经济和哲学”、“外语和外史”和“古生物学” 其中,古生物学结合了地质学和生物学。迄今为止,只有四名学生注册,每年只有一名学生注册。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人专业”。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在国外并不罕见的“个人特长”。 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美国的“谜王”威尔茨,他从小就喜欢猜谜。当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学习时,他提交了一个被批准的谜语学位项目,所以他有一个独特的谜语学位。 然而,陆晓东说,我国没有个人专业,元培学院的古生物学每年只碰巧被一个学生选中。 韩国首尔大学在2008年设立了一个文科系。许多学生已经确定了“个人专业”,如“老龄化研究”、“和平与团结研究”和“拉丁美洲宗教研究” 中国大学应加大探索力度

“我国的专业必须按照专业指导目录设置,但专业方向是灵活的。 ”贝利说,中国科技大学正在进行一些跨学科的专业方向建设

浙江大学每学期组织各种专业向学生宣讲。起初,老师们不太注意它。谢桂红说,“他们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只要所有进来的学生都是他们自己的学生。” 后来,老师意识到为了和其他专业的优秀学生竞争,每个专业都派最好的教授上台演讲。

元培学院目前有50名导师,每人每年有2000元的基金,用于邀请学生共进晚餐。 陆晓东说,起初教授们不愿意当原培学院的导师。现在所有的系和学院都派出了最好的老师。他们的任务之一是“抢劫”过去最好的学生。

2012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学生学术指导中心,其职责之一是教会学生如何选择专业。 “对学生来说,学习选择专业是一门学科,是一个教育和成长的过程。 ”贝利说,在选择中,学生们理解这门学科,了解自己,规划自己的生活。

范明诚博士曾经对中国175所大学的175名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受访者中,76.6%的人表示根据高考志愿录取,23.4%的人转学,50.85%的人对自己的专业表示“一般、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58.76%的人在选择专业前不知道很多事情。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当候选人选择专业时,他们会考虑许多因素,比如职业前景、家庭和兴趣,这些都是仔细考虑的结果。 然而,“过程理性”导致“非理性结果”。其背后的原因包括我国中小学对学生职业生涯的探索和引导不够,而高校缺乏开放性导致考生职业选择信息不对称。 就像一个缺乏行动能力的孩子,不管他怎么仔细考虑,他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教育部门应该对此负责。

在陆晓东看来,让中国学生根据自己的特殊技能和兴趣选择专业是中国高等教育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方面。 他指出,由于大学的“惯性”和专业转移的缺乏,许多中国大学生正在学习他们不感兴趣或不擅长的专业,这影响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效率。 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教育部门非常重视如何增加教师的教学投入,但很少有人关注如何增加学生的学习投入。

"如果我们不放弃改变专业,高等教育的质量将难以提高。" 这不是教育部的责任,而是每个大学的责任。 ”陆晓东说 (原标题:为什么在大学里很难自由换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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