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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仲礼谈气候变化谈判议题:用科学数据扞卫国家发展权

作者:毕业论文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20-06-27
作者:王静资料来源:科学时报发布时间: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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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立气候变化谈判话题:用科学数据扞卫国家发展权

[科学时报王静报道]2009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这次会议将对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将在《京都议定书》年后以气候变化为主题,通过谈判为温室气体减排做出新的安排。

二氧化碳减排计划实际上是对各国经济发展结构或模式的调整。在此次谈判中,中国将面临巨大压力,需要应对发达国家日益增加的减排压力。虽然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峰期,但当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减排的神话。如果中国承诺减排,那肯定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那么,在本轮谈判中,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各方围绕减排谈判的围剿?我们如何才能争取排放权,赢得国家的发展权?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中立带领研究小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撰写了论文《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制:各国排放权计算》(发表于2009年《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号,第39卷,第8期,第1009-1027页)。他不仅找到了发达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二氧化碳排放的详细数据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为此次谈判争取中国的发展权提供了新的思路。

排放权就是发展权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通过工业的快速发展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丁仲礼的研究小组发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高峰曾出现在发达国家。美国在1973年达到顶峰,英国在1971年达到顶峰,德国和法国在1979年达到顶峰。此后,它开始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变。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1901年至1910年的人均CO2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5.04%,德国1947年至1957年为9.89%,日本1960年至1970年为11.98%。换句话说,在从不发达到发展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高峰期。因此,如果我们想发展,就不可避免地没有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排放权是发展权。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经济之际,发达国家自1990年代以来就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计划,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

人们可能不知道,IPCC关于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将导致全球气温上升2.5℃的预测只是一些气象学家通过多种模型计算出的结果的平均值。科学界对这种可能性仍有许多争议和怀疑。这不是一个公认的绝对肯定的事件。如果一些地质学家认为地球温度的变化与太阳活动有关,并与地球经历的冰川和间冰期等直接相关。它并不完全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并不是地球温度上升的唯一原因。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家真正理解地球气温上升所有因素之间的重量关系。然而,“人类活动导致地球温度升高”已经被广泛宣传和被全社会所接受,从而成为各国间的政治和外交问题。

丁仲礼说:“没有科学依据来严格匹配气温上升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为什么发达国家把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谈判的主题?为什么一个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会被带到谈判桌前?“酗酒并不意味着地球温度的上升,而是对其他国家经济形式的控制。“它的真正意图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保持它们的主导地位,巩固世界上所有国家现有的贫富格局,从而为自己的国家谋求更多的利益。中国人民有必要更深层次地了解这一情况。只有通过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排放权,它们才能保障国家的发展权。

人均累积排放量最能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

地球空间无疑是人类的公共系统,而大气层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公共资源。任何物质的使用或分配也是一项自然人权,包括向其中输入成分。只有人人平等,世界的公平和正义才能得到体现。因此,有必要计算大气中的CO2量,并查看每个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量,以确定各国今后应如何控制其排放量。

丁中立研究小组的统计和研究表明,各国的人均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量已经很高。其中,美国为234.48吨碳,英国为177.17吨碳,加拿大为149.49吨碳,法国为73.56吨碳。从1900年到2005年,中国的人均累积排放量为24.14摄氏度,大致相当于美国或英国从1900年到1907年的人均累积排放量。

相应地,到200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1960年达到的水平。尽管日本1960年的人均累计排放量仅为22.31摄氏度,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到2005年,日本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增加了4.16倍。

如果大气温度的上升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控制大气中CO2的浓度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京都议定书》定义的责权利关系也应该得到落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大气中现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约70%到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富裕国家占总排放量的大部分。自工业时代以来,发达国家每排放10吨二氧化碳就有7吨排放。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为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直接导致了地球温度的上升。

然而,在发达国家数百年来将温室气体排放到地球空间,导致预期的可怕后果之后,它们现在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它们分担历史责任。众所周知,美国作为最大的长期碳排放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表示《京都议定书》到期后重返谈判桌必须附加条件:中国提出减排目标。英国紧随其后。2008年6月27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在日本东京获释。该报告指出:“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该调整本国经济结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仅靠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根本没有历史责任,多么专横!

国际谈判的责任制是“配额制”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导致大气浓度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设定排放控制浓度,可以设定人类排放的CO2量。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减排计划,我们都应该对这个配额进行讨论。

丁中立介绍说,目前国际上对控制大气CO2浓度的方法有两种看法,一种强调减排,另一种强调排放配额分配。前者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虽然这两种方法没有本质区别,都旨在降低排放强度,但在操作上有很大差异:减排是以某一年为基础的,此后将逐年进行减排;排放配额是以某一段时间为基础的,每个国家在这段时间内允许的排放量是分配的。至于如何实现最终排放量不超过这一数量,各国可以灵活控制。在谈判中,如果以“减排”为谈判主题,建立国际责任体系,势必掩盖各国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的巨大差异。只有将排放配额的分配作为谈判议题,才能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因素,才能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

谈判桌上言辞背后是保护各国经济利益的措施,而谈判战略和技巧来自科学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丁中立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当国际气候框架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发生冲突时,气候政策也开始调整,以保护国内经济发展和企业利益。美国对全球变化的研究也不断修订其研究方向,并将重点放在这些调整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领导者,并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开始改变:布什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行动迟缓;克林顿政府在国内外实施了积极和消极的气候政策。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在全球变化问题上更加犹豫不决。已指示相关部门开展“全球变化和全球变暖是否真的存在”、“《京都议定书》将大多数国家排除在协议之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减排事务中是否能有一个包括“全世界”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等研究,从而构建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京都议定书》替代计划。

因此,中国有必要在谈判桌上努力使用配额,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G8提案暗示了极大的不公平。

2009年7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一项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宣言,提出了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八国集团国家减少80%的计划。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已经为减少排放做了很多工作,但真正的不公正是极其难以察觉的。

丁中立研究小组通过计算发现,从百分比的角度来看,这一提议似乎对碳排放目标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如果以1990年为基准,计算人均累计排放量,1900年至2050年八国集团国家人均累计排放量为356.58摄氏度,而其他国家仅为59.95摄氏度,相差6倍。

1990年,全球总排放量为5.79千兆吨,八国集团国家的排放量为2.87千兆吨。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将降至2.895千兆吨,其中八国集团国家的排放量将为0.574千兆吨。从1990年至2005年,八国集团国家累计排放量为46.83千兆吨,2005年的总排放量为3.06千兆吨。如果它们从2005年的3.06千兆吨统一降至2005年的3.06千兆吨 如果把2005年的人口考虑在内,人均累计排放量为146.94吨,

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其他国家从2006年到2050年累计排放量为150.62吨,从1990年到2005年累计排放量为54.08吨,那么从1990年到2050年累计排放量为204.70吨,人均累计排放量为36.24吨

丁仲礼认为,如果G8提案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生效,它肯定会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不妨主动出击“中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能源需求强劲,减排难度很大”。这是发达国家攻击中国的目标点。然而,在谈判中,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需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它可以要求将"人均累积排放配额"作为谈判的议题,并可以从被动变为主动。

丁中立研究小组还根据1900年至2050年的配额量、1900年至2005年的实际排放量、2005年的排放量水平和1996年至2005年的平均排放量增长率这四个客观指标,将人口超过30万的国家或地区分为四类进行研究和计算。

一个是已经形成排放赤字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此列出,包括一些产油国和前苏联国家。

2。需要减少总排放量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但日本、韩国和意大利也在其中。

三个是排放增长率需要降低的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从1999年到2005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为8.81%,但从2006年到2050年,它占全球总排放配额的30%以上。这是中国手中最有利的牌。

四个国家都是能够保持目前排放增长率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和其他国家。

丁中立表示:“如果以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和1996年至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增长率为起点,计算结果是:中国到2035年将达到人均排放量的峰值,人均年排放量将在2005年达到日本的水平2.62 Tc,中国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将为1.15tC;如果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从2035年到2050年降至法国的2005年水平1.69吨,并考虑到人口增长率,中国2006年到2050年的总排放量被模拟为126.97吨,这并不超过应得的配额,可以被生物圈固碳抵消,这一估计还有余地。因此,如果中国在谈判中用“人均累积碳排放量”来说话,它肯定有前进和后退的基础。”

丁中立研究小组提供和计算的数据使人们能够从新的角度看待一些发达国家的隐患,以及世界各国未来碳排放的空间。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通过配额真正控制碳排放,中国不仅可以争取更多的排放权,还可以在谈判过程中主动出击,以进攻为防御,严厉打击一些国家与中国有纠纷的游戏,从而在国际事务中树立一个严谨负责的大国形象。

《晴朗天空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 (2009-9-7 A1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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