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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司法实践的研究

作者:民法论文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19-11-02

公益诉讼是一项非常有创意的系统设计。实践表明,利用公益诉讼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已成为全球性的现象。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已经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和目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如何确定诉讼的资格。为了揭示原告资格在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的整体状况,笔者检索了2007年至2012年国内举报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司法判决文件,收集了30份环境司法判决文件。公益诉讼案件。 “判决书是司法现状的重要载体。通过仔细阅读判决书,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刻观察到这一现象在中国环境司法中的地位。”

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判决文件中的一名或三十名合格原告

在湖南,贵州,广东,浙江,江西,海南,江苏,山东,陕西,云南等省收集的30例环境公益案件。根据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发布的有关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种类很多。例如,“贵州省设有湖泊管理局,环境保护局,林业局和检察院。江苏省设有检察院,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协会和常驻社区财产管理部门。海南省设有检察院,相关行政部门,并依法设立。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从事环境保护的法人组织,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服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个人。发现: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的主体是公民,环境保护局和资源管理部门,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组织和地方政府。

(1)个人公民

在30个案件中,原告只有一名公民,即蔡长海诉青镇市屋顶防水橡胶厂。2012年,原告蔡长海与贵阳市公共环境教育中心签署了《河流认领责任书》,并声称东门河和贵阳市所属的庆阳市辖区内的分水岭,每月进行定期检查。在发现被告清镇市屋顶防水胶厂向东门河排放工业有毒废水后,他提起诉讼。清镇市环境保护法院批准了原告的诉讼资格,并受理了本案。法院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节水是环境保护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法》第6条,《水污染防治法》第10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就污染和对环境的损害,尤其是对水环境的污染,进行举报和投诉。”根据本法规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蔡长海作为环境保护组织的志愿者,自愿在青镇市辖区内的东门河及其相应的流域进行巡逻。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或可能被破坏),并且损害了公共利益(或在发生环境污染威胁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和保护公众利益,原告有权寻求法律补救措施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时,可能会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清除障碍物,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

(2)环境管理署

在30项环境公益诉讼中,有6项由环境行政机构提起。原告包括环境保护局和环境资源管理部(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安宁市国土资源局,海南东寨港区)一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法院受理此案的理由是,环境行政机关是国家授权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机构,是社会环境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例如,在2007年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诉贵州天丰化工公司一案中,法院裁定:“环境是人类社会,水资源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保护是环境保护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原告是政府职能部门,对依法管理红枫湖水资源负有社会公共责任。洪峰湖是贵阳市数百万人的主要饮用水源。在未指明的人遭受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原告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寻求法律救济。原告的起诉行为与省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没有冲突,省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明确要求被告在时限内进行纠正。原告是代表环境利益受到侵犯的公众。当涉及公益诉讼时,两者的目的并不矛盾。”

(3)检察院

其中,以检察院为原告的案件有12起,占案件总数的40%。当地法院普遍认为,检察院有权对环境公益诉讼提起诉讼,这是原告的主体,受理案件的理由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构,自然有资格代表公众为环境的公共利益提起公诉。例如,在2010年广州市番yu区人民检察院诉广州市番Bra博朗五金厂一案中,法院裁定:“当侵犯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法律允许的组织可以将案件移送法院审理。代表国家或整个社会的司法权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被告作为保护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被告,非法排放废水,对原告管辖范围内的大石水路造成污染,侵犯了公共利益。-广州市番yu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

(4)环保组织

环境保护组织为原告案件8件,占26.7%。法院默许环境组织具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肯定了其公益组织的特征,维护了社会环境的公共利益。例如,在2009年中国环境保护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一案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资源,保护环境。每个人都有责任。集装箱有限公司在卸铁矿石(粉末)的过程中对周围的大气和水域造成污染。中国环境保护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它发起环境民事诉讼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自然环境和人类居住空间,有效遏制非法排放污染,大力促进环境司法保护,因此,原告的主张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5)地方政府

有三个原告(城市,县,区,镇)作为原告。原告是佛山市丹灶镇政府,阜宁县人民政府和信宜市人民政府。法院认为,它们是环境公共利益诉讼原告的主体,因为政府是社会环境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并有保护社会公共环境利益的责任。

综上所述,学术界探讨的各类环境公益诉讼在30项环境公益诉讼中都是有效的,其中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最多。这些情况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生效之前。修改《民事诉讼法》是否会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司法实践产生影响?

2.《民事诉讼法》修正前后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司法实践的对比

《民事诉讼法》在修订之前,法院接受了不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但积极探讨;并且《民事诉讼法》修改了公益诉讼条款,模糊的规定使法院无法确定原告是否符合条件,不知道受理是否仍是拒绝受理相关案件。

(1)新的《民事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原告的模糊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处于“无法依赖”状态,法院依赖自己决定的解释或案件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态度是积极的。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提起诉讼的标的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该文章经历了审核阶段,第二个审核草案和第三个审核草案修订阶段。变更的核心措词是起诉的主题。在初稿中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主体包括“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第二份审查草案以“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组织”代替了“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第三份审查草案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组织”改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民事诉讼法》的段落采用了三审草案的规定,即法院提起的诉讼的标的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为什么要在立法中进行这一修改,原因是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说:“由于社会群体的定义不明确,法律委员会采用了有关组织。经过仔细研究。”新的《民事诉讼法》公益诉讼条款的建立是中国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重要突破。中国公共利益诉讼制度的“跟进”似乎宣告了环境公共利益诉讼在春天的到来,司法实践会产生什么结果?

在采用新的《民事诉讼法》之前,困扰环境公共利益诉讼司法审判的问题是谁是合格的原告以及如何防止滥用。新的《民事诉讼法》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即明确的环境公益诉讼主题和审判程序。如果新的《民事诉讼法》在司法机构面前通过,是一个有勇气吃螃蟹的积极先驱,那么在新的《民事诉讼法》通过之后,其模糊的法律用语会阻碍法院有所作为。法院通常感到困惑。去哪儿。

(2)《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实施以来,修订后的法院的尴尬处境《民事诉讼法》运作了将近10个月。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是否有“井喷”?通过搜索相关信息,作者不仅看到大量环境公益案件涌入法院。相反,新的《民事诉讼法》生效之前的案件数量已大大减少。在没有减少环境纠纷的情况下,也许唯一的解释是,立法语言的含糊不清使公众无法预测他们是否是合格的原告,从而降低了诉讼积极性。即使人民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会接受吗?第一个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个《民事诉讼法》实施很尴尬,“中国环境保护联合会向潍坊市报告了山东省潍坊市长乐县五徒街一些村庄的地下水严重污染。中级人民法院已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已超过20天,但法院仍以请求高级法院为由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因为“不确定”中国__环境保护协会的诉讼主体资格法院既不接受该案,也没有裁定驳回该案。为了“保险”,案件法院需要要求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确定”。法院的这种态度是基于中国的“司法约束”。正如德国实行“司法限制”一样,它禁止法官在案件的判决中附加个人价值判决,并应在审判中尽可能遵循立法者的意图。进行法律解释。关于承认原告具有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问题,司法实践仍然严格遵循该立法,禁止法院自由解释该立法。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只承认政府认可的环境保护组织具有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美国和印度在此问题上采取了“司法行动主义”。美国和印度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施加了极为宽松的条件。原则上,几乎“任何人”都被授予原告资格,但在司法实践中,重点是通过法官的解释来创造和补充法律。美国最高法院将原告的资格限制为三个条件。原告受到实际损害,破坏和非法行为的因果关系和可赔偿性。印度司法部门认为,在该案中有足够利益的“任何人”都有原告的资格,并且全部收益由具体案件的法官解释。中国有必要在美国和印度积累经验,以通过司法解释或相关立法澄清新民事诉讼中的模糊规定。特别是,有必要确定应诉公共利益诉讼的是哪种“机关”和哪种“社会组织”。

3.以《环境保护法》为契机构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中国《环境保护法》正在修订中,这是改善环境公益诉讼的机会。《环境保护法》应吸收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并应将原告的资格授予公民,环境保护组织,环境行政机构和检察机关,以有条件地建立三元诉讼制度。

(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原告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不够合理《环境保护法修正案( 草案)》(第二审稿)第48条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中国环境保护联合会和环境保护联合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根据该规定,公益诉讼的主体由中国环境保护联合会垄断。其他环境保护组织无权提起公益诉讼。这种“只有一个,没有分支”的问题是限制上诉权,剥夺其他公共福利组织的环境。公益资格。正如徐伟教授所说:“将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组织仅限于中国环境保护联合会,这显然是违反法律的。赋予某个组织上诉权的“特权条款”违反了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令人怀疑的是,中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 草案)》(三审草稿)更改为: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已在国务院民政部门依法登记,连续五年以上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享有盛誉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该规定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为自然环境友好组织的成员李波说:“第三项立法提案在理论上仍然没有根据。立法这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良好声誉”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判断?这种非常灵活的规定很容易导致滥用酌处权。 “国家社会组织”的定义也缺乏合理性。非政府组织“自然大学”校长冯永峰的依据是对三审草案规定的公益诉讼提起诉讼。主体发现,环境保护部下属的几个环境保护组织,例如中国环境保护协会,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符合规定;一些专家用“环境保护”一词搜索,发现只有全国性的社会组织,除了中国环境保护协会之外,只有中国环境保护机械工业协会和中国化学环境保护协会。这两个是环保行业协会,很少从事公益诉讼活动。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顺应环境保护的需要,吸取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经验积累,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合理原告范围),并为法院审理。提供立法指导。

(2)在美国,印度和德国合理构造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众通过发起环境公益诉讼来参与环境法的实施,这改变了政府的环境“单轨制”模式。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有条件地建立诉讼主体的三维模式。

1.公民和环境保护组织。当发生污染和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或不作为时,无论是公民,企业还是政府机关,公民或环境保护组织均可发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是,为了避免滥杀滥伤,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只有政府认可的环境保护组织才有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在中国,只要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注册的环保组织具有起诉的资格。同时,为了避免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过分干涉,侵犯了司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公民或环境保护组织不能针对准备行政机关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处理或正在处理。

2.环境管理。环境行政机构包括环境保护局和资源管理部门。环境行政机关有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和义务,毫无疑问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根据权力分配原则,司法救济是争端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权力应保持行政权力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要求环境管理机构提起诉讼,以限制其行政权力的使用。因此,环境管理机构只有在具备以下条件的情况下,才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包括个人,财产和环境利益;详尽的行政救济无法弥补环境损害;当有特定的受害者时受害者的私人利益诉讼未能客观地达到维持公益的目的;没有其他实体首先提起公益诉讼。只有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环境行政机关才应当提起公益诉讼。如果环境行政机构甚至不能完成最基本的“内幕工作”,我们就不能指望它能够成功完成环境公益诉讼的“兼职”。试图通过诉讼机制来补充环境行政监督的“无能”,只会进一步削弱环境行政机关应独立承担的监督职责。这一限制反映在2012年陕西汉城环保局诉汉城白鹿矿业有限公司一案中。法院将EPA的原告资格授予了EPA,因为:汉城环保局“已将处理,停牌的期限作为最后期限生产和整改”。和行政处罚等行政手段,但仍不能阻止企业破坏生态环境。尽管对企业实施了行政处罚,但处罚不等于企业造成的生态损害。只能提起诉讼,罪犯可以弥补公共环境的不足。损坏。”

3.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司法救济中发挥监督和“保证”作用。他们不应该是活跃的演员。只有在没有适当的主体或者其他主体不能代表环境公共利益行使诉讼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有必要发起环境公共利益诉讼。这种机制不仅减轻了起诉的负担,而且有助于促进民主,充分发挥其他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否则,将有更多的怀疑可以替代他人,这也将抑制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积极性。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经常将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原告,因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当主体是-公民个人和环境保护组织遇到法律障碍,不能行使诉权。随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立法的完善,公民个人和环境保护组织具有资格授予原告资格,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司法救济中应加强监督和“底线”职能。他们将不再成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一线战士”。

至于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际上是“共识,重点”。一个共识是,社会上所有各方都认为有必要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重点是谁可以成为起诉对象。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其原告资格,并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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