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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条款”在宪法中各个时期的对比

作者:哲学论文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19-10-10

论文标题:《宪法》不同时期的“税收条款”

摘要:从中国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文本中税收条款的规定是不同的。这反映了对国家税收权力的来源,内容和方式的不同理解。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宪法中的税收规定可以大致分为四种模式。该模型本身没有优点或缺点,但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税收国”的概念已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认可。此外,《宪法》规定的税收合法性应从正式的法治转变为实质性的法治。宪法对国家税收权力的限制不仅应由税收法制主义来保证,而且还应通过现实中大多数公民的认可来体现。

关键词:税收权合法性;文本分析;宪法约束;

从民族道德的角度来看,是否服从人民利益是民族家具合法性的基本标准。 [1]税收是现代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为国家的运作提供了无尽的血液。税收反映了国家和公民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合理结构。

1.中国宪法中“税收规定”的文字分析

(1)整理《中国宪法》“免税条款”的案文

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和中国历史上的四项正式宪法都规定了国家征税的规定,但有一些区别,可以总结为:

首先是从公民义务的角度规定税收责任。例如,《共同纲领》第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有纳税义务; 1954年《宪法》第10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1982年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其次,这些规定是从对国家税收权的规范性限制的角度来制定的。例如,《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第40条规定,建立国家预算最终会计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范围,实施精简的储蓄,逐步平衡财政收支,并积累国家生产资金;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收制度,并施加合理的负担。

第三,没有规定国家税收权利和公民税收责任。例如,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没有在第三章中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纳税义务,也没有在其他部分中明确规定国家的税收权力。

通过以上对中国宪法“税收条款”的历时回顾,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

首先,我们宪法中的税收规定过于笼统。尽管我国的宪法已经确认了人民主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就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税收关系而言,中国的大多数宪法文本并未规定如何通过以下方式扩展人民民主的逻辑:更具体的系统设计。现代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和权力限制原则专门适用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关系。

第二,从宪法文本的密度来看,对公民的税收责任的强调不仅仅是对国家税收权的规范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对国家税收权的性质和来源缺乏理论上的准备。或者说,理论和实践尚未达成共识,国家税收权的监管意图就无法突出。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没有税收义务,但是缺乏法规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必要,也不意味着免税义务。可以说,1978年以前的中国还不能摆脱“莫斯科共识”(国有化,集体化,计划化)的支配。在此期间,中国的财政体系主要体现在“生产导向的财政模式”中,该模式以政府行政指令为主导,而国家财政直接主导着公司财政。在农村地区,政府采用了人民公社的组织模式。 “粮食购销”制度和其他制度已经完全控制了农业生产。 [2] 225-237在私有财产和私有经济没有发展空间的前提下,税收是多余的。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企业国家”概念或“所有者国家”概念,这意味着国家以所有权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下文讨论的德语《基本法》也没有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但是这两个文本背后的理论利益相去甚远。

第三,关于税收限制的问题,宪法文本根本不涉及税收限制,或者仅施加了极端原则和抽象限制。例如,尽管《共同纲领》规定了简化税制和合理负担的原则,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制定和修改宪法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国家性质,基本政策,组织结构上。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名单。在宪法起草者看来,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税收关系尚未确定为宪法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个问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当时的立宪主义者和当时的人民都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规模会急剧扩大,而且政府也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随着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税收合法性问题经历了分歧的过程。如何控制税收权以约束政府的行为已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巧合的是,美国“在原始宪法文本中(也)没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税收规则,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是部分合理的解释。文本的作者当时无法想象,政府会人们观察到现代利维坦拥有的那种力量和食欲。[3] 30。

第四,宪法文本并未将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权视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内容。尽管这种方法必须基于各种现实因素,但这种空白还导致了税收共享改革实践中的严重“宪法性”酷刑。宪法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实现进行确认,是特定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该制度支配着政府职能的划分,税收划分,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对公共物品的财政补贴。它必须是公民(纳税人)。或者其代表机构在宪法中规定。 [4]

(二)中国宪法“税收条款”的理论分析

从宪法(修宪)、理论准备和实践需要等方面进一步解释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

首先,在历史上和现在,中国宪法始终肩负着宪法精神之外的许多重担。推动宪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往往不是一种结构良好的公民国家关系,而是追求国家繁荣和经济发展。政府的推动和外部压力已成为宪政发展的重要动力。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总结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一大特点。“救赎”压倒了“启蒙”。这种对现代思想史的概括,也适用于我国宪政发展的道路。在“实践理性”的影响下,政治权威、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宪法的本质认识不深,宪政工具主义猖獗。因此,宪法对税收关系的规定必须首先解决国家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更不必关注宪法公民关系。当时的宪政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宪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2004年通过的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第二十二修正案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两个修正案提醒我们,对宪法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解释,不能离开或忽视权利理论。虽然宪法文本还没有从违宪警示的角度建立起限制国家税收权利的具体机制,但将人权问题体现在宪法中还是有意义的。难怪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新的民族伦理”,这是立宪派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其次,从理论准备的角度看,对税收关系的认识不足。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现代税收原则的研究起步较晚,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国家征税权的产生,在西方政治理论的研究中,大多要追溯到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西方税收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财政交换理论”或“利益理论”认为,公民应向国家纳税,以换取国家提供服务的利益。利益理论也是卢梭提出的,是社会契约理论在国税权力领域的延伸。社会契约理论为国家征税权的来源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尽管其理论假设不断受到质疑,但其理论意义不可否认。社会契约理论借用罗马法中的契约概念,高举意志自治和契约双向性的旗帜,为现代公民国家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传达了尊重人性、平等自由的价值追求。社会契约理论于晚清传入中国。然而,即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的今天,学者们的尊重是否得到了人民和当局的认可,仍然值得思考。从宪法文本的规定中我们很难看到如此深刻的承认。在理论界的影响下,“皇粮国税”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但传统文化影响的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税收关系的进程。在税收关系中,纳税人与国家不仅在行政法上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在宪法层面上呈现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例如,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纳税人基本权利”的概念,以解释公民基本权利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进一步论证纳税人权利在人权谱系中的地位。

第三,从实际需要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对税收宪政化的促进尚未完全体现出来。从历史上看,税收优惠的博弈往往成为历史发展的导火索和原动力。就英国而言,对国王征税的限制促进了英国议会主权的形成,并促进了英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在英国,1215年《大宪章》首次出现“征税必须征得征税人同意”的原则。 1297年,爱德华一世《无承诺不课税法》签署的补充法案再次阐明,“国王未经大主教,主教,高级牧师,伯爵,骑士,公民和其他自由人的同意,不得征收任意税款和援助税。在国内。” 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了《权利法案》,其中第4条规定,“:”“在任何时候,均不得以国会的同意,征服国王的特权,向国王征税或为国王征税而征税”国会允许的限制或方法,非法。”这些抗议活动以捍卫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为名,反对滥用税权,体现了“纳税人至上,依法治国”的权力限制概念。在中国,国家税收权与私有财产权之间的博弈远未得到充分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公民个人也没有积累足够的私有财产。中国首先经历的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模式通常是首先考虑政府职能的财务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需求。即使在公有制时期,国家也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国有企业没有独立产权。他们需要向国家支付利润而不是纳税,而农村集体组织则直接安排劳动收入的生产和分配。私有财产的减少使税收变得多余。公民的主观意识只有在私有财产达到一定规模并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并逐渐成熟后才能产生。此外,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模糊隐蔽的,难以直接引起纳税人的税收痛苦。因此,可以解释为,中国的宪法税收规定侧重于税收责任的规定,却未能突出纳税人的主导地位。

2.其他国家和地区宪法中“税收条款”的文本分析

(1)宪法“税收条款”的模式

一些学者研究了各国宪法的税收规定,得出的结论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宪法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首先,税收立法中的民主;第二,税收法制的定义;第三,税收分权明确;第四,禁止性税收规定的规定;第五,强调税收公平原则;第六,征税的目的很明确。 [6]在这些宪法文本中体现的对国家税收权力的规范控制,包含了普遍的权力约束价值。宪法文本中关于国家税收权的规定可以从价值和精神层面指导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并为具体制度建设提供持久而有力的精神支撑。总体而言,法国,德国和美国拥有三种典型的税收问题模型。

第一个以法国宪法为代表,其中明确规定了国家税收权的目的,程序和限制。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公共税收对于维持武装部队和管理开支至关重要;税收应根据其能力在所有公民之间平均分配。第14条规定,所有公民均有权亲自或由其代表确定征税的必要性,自由承认他们,注意其使用,确定税额,税率,对象,征收方式和权利的权利。期。《人权宣言》从那时起,已经确立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即“不允许任何国家同意征税”。 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五部宪法第5条“议会与内阁之间的关系”规定,所有法律均应由议会通过。法律应就以下事项制定法规:所有类型的税基,税率和方法.“从而阐明了税法的法定原则。但是,立法的立法权和否决权不是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40条规定,如果采用:将导致公共财政资源的减少以及公共支出的增加和增加,则议会议员提出的法案和修正案应这就是说,公共利益成为一种有约束力的税收,立法权的标准,甚至是议会本身的立法权和税收权,都受到纳税人公共选择的宪法限制。[7] 32 -33

第二种以德国《基本法》为代表,该法删除了基本义务的规定,因此没有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 《德国基本法》作为当代宪法范式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它侧重于基本权利的保护,并从定义和形成基本权利的角度处理了每个基本权利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的财产权不承担义务,而仅表示义务不是宪法关注的出发点。德国《基本法》的规范模式可以看作是宪法义务的规定。

三是以美国宪法为代表,从分权的角度对国家征税权进行限制。与上述三种模式不同的是,美国宪法对税收权力的规制并非从直接权利与权力的紧张关系出发,而是从权力配置的角度出发。美国宪法主要关注众议院、参议院和总统之间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分配。美国宪法第1条第7款规定,年的所有税收法案必须来自众议院;但是,与其他法案一样,参议院可以提出或同意修正案。因此,总统有权批准或否决所有法案,包括税收。这样,国会就获得了通过立法程序制衡总统权力下放的地位。此外,美国宪法对国会和各州征税的范围设定了正负界限。国会征税范围包括:国税、关税、进口税和货物税。国会征税的目的必须建立在“为美国偿还债务和提供共同防卫,即普遍福利”的基础上。第10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第1段意味着:州政府有权决定该领域的问题,不允许歧视外国居民,也不允许对外国国家货物征收额外进口税。

(2)“税国”概念的反思

为什么要征税,征税的合法依据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早就提出并解释了。我们需要审查宪法文本中反映的概念。宪法中“税收条款”的某些模式并无差异,但相当多的国家宪法文本中都有详细的税收限制条款,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从国家税收权的规定和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两个方面,可以拓展“谁是个人和国家的目的”的国家观,体现公民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关系。

从公民的角度来看,税收可以被视为衡量国家合法性的动态参数。税收提供了一种超越制度限制而转变制度国家关系的方式。实体法律状态必须基本上是一个纳税国,而不是“所有者国家”或“商业国家”。税收国的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与奥地利金融学者鲁道夫戈德沙伊德(Rudolf Goldscheid)的辩论中阐述的。对中国学术界的主要影响是德国和日本学术界关于纳税国的讨论,其中日本学者北野弘志的见解就是代表。 Kitano Kitano先生认为,“:”是个“卖税国家”,宪政的内容最终取决于如何征收税和使用税。人民的生活,人权与和平基本上由税收和税收决定。这并不夸张。 “ [8] 1宪法文本规范了国家的税收权,这是民主理论视税收理论的体现。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了国家目标的整合。

在国家与社会双重分离的前提下,国家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而仅参与社会负担不起的经济活动。基于税收作为一种国家参与使用产权中的剩余财产的税收,而不是国家分享私有财产的税收,保留税源的原则要求国家税收不仅考虑“国库权益”既要“公益”,又要考虑纳税人。意愿和征税性,即相称原则。一方面,有必要检查特定对象的税收负担是否过大。另一方面,有必要考虑税收负担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因此,在立法层面解决税收合法性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税收合法性问题。

第三,从形式约束到实质约束

(1)税收法制主义的回顾

在2015年修订《立法法》之后,从宪法性和合法性的角度对税法保留进行了完善,以解决国家税收权的正式合法性。对于税收法制主义,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是基本观点仍然是一致的。认为,税收法定原则是指征税主体必须根据法律只能基于法律征税,而纳税人主体只能依法进行税收征管,即税收必须具有法律,没有立法就不能征税。日本学者金宏认为,税收法制包括税收法制,税收要求,明晰性,合法性和程序保障。 [9] 59这种“法律保留”模式符合法治和民主的一般要求。最高当局的税收以法律方式确定税收,这为必要的国家税收“邪恶”提供了正式的法律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询问,正式合法性能否促进实质性合法性?如果以立法形式确认国家税收权,是否可以满足“公民同意”的合法性要求?

实际上,就检查代议制民主而言,人们对税收法制主义的怀疑不断提高。葛克昌先生指出:“立法时代,以确保税收阶层已经结束了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税收立法过程更加复杂,容易受到多种压力的影响,而且资源,信息和技术也存在不对称性。许多因素的作用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立法的绝对合理性。因此,“仅要求税收法制主义形式不足以保护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而必须在宪法上审查税法本身的明确性。其次,在法律保留中,议会本身很少以支出意愿控制统治者,而是通过计划和立法敦促增加支出” [10] 30。从现实情况看,尽管立法在主观上是立法中立的,但由于立法机构在社会资源的总体控制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不足以保证税收立法的实质合法性。

(2)国家税收权利的宪法限制

宪法规则应具有前瞻性和持久性。宪法规则应超越立法约束的简单多数同意,并争取更多的同意。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庄严宣告国家主权。但是在实践中,整个人民的声音或个人的公民的声音是否受到充分保护?在税收立法过程中,是否有任何部门和利益对立法者产生影响?这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基于对税收法制的局限性的理解,许多学者提出了国家税收权力的宪法控制。在公民财产权与国家税收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各国宪法文本中“税收条款”的规定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教训。法国宪法给我们的启示是,阐明了行使国家税收权的目的,情况,必要性限制和人们的认可,并强调了达摩克利斯的剑高于国家政权,而隐含的是基于主张和个人主义的国家观点。德国《基本法》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对任何基本权利的限制都伴随着对“限制性限制”的需求。因此,《宪法》中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不仅应着眼于如何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权利。行使限制,更重要的是集中精力于如何对这些限制施加限制。 [11]《美国宪法》建立了通过权力分配和中央分权控制国家税收权的模式,可以为中国的财税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3)税收合法性证明

国家税收权力的正当性要求公民具有纳税的内在身份。这种认可是基于公民对国家如何使用税收和提供服务的判断。这与重大问题有关,例如中国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和政府转型。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依赖于公法原则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对社会实证研究进行分析。

稳定的经济增长将注意力集中在复杂的分配问题上,即如何分享繁荣的经济成果;这种选择显然不能转化为专家可以安全处理的技术问题。[12]24如果国家不为公共目的支出,或者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否符合公共服务的目的有疑问,权利转让人公民(纳税人)应当随时遵守明确的法律。条款和有效的法律程序受到质疑。作为一个汲取财政养分的政府党,需要及时、充分、详细地作出解释。尽管如此,这一点仍处于应有的水平。

同时,宪法对国家税收权的规定和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也不能停留在原则确认阶段。需要通过一系列宪法监督机制来体现,增强可操作性。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纳税人诉讼制度。虽然我国还没有建立这一制度,但在实践中,纳税人却因税收不合理而向政府提起诉讼。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可以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有益的动力。国家应该积极行动。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各个领域,在税收、税收、财政预算和决算等各种事项的决策中,应适用适当程序,建立具体制度,促进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商和对话。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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