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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浅析

作者:sci医学论文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19-10-30

一,简介

财政支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财政支出政策效果的研究一直是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重要主题。对传统经济学对财政支出政策影响的研究经常强调其对总需求,失业,通货膨胀等的影响,而忽略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今天,当环境问题突出时,将环境质量纳入宏观经济体系并研究财政支出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建立“绿色财政支出”体系和改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质量。

自从建立环境宏观经济学以来,财政支出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西方学者海耶斯(Heyes)首先将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纳入了一个框架,并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从那以后,Sim和其他人继续扩展模型。基本观点是,理论上存在环境平衡曲线,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在这条曲线上,经济发展消耗的环境资源量与环境本身完全相等。金额和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将影响“产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源环境市场”中均衡点的位置。这些理论研究表明,公共产品环境质量的特殊性在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这与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不仅与环境直接相关的财政支出将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而且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还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环境质量产生间接影响。换句话说,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环境质量。首先,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即“财政支出-经济增长-环境质量”,这是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间接影响。二是财政支出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即“财政支出环境质量”,这是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那么,中国的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有何影响?本文将使用中国的省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回答这个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首先是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二是直接研究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关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始于阿罗和库尔兹。从那时起,国内外大量学者探索了这个话题。 Afons等,Bajo-Rubio,Barr。人们认为,政府支出存在诸如政府效率低下,税收扭曲和激励措施不足之类的问题,这将挤压私人投资,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在大型政府中,财政支出对私营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较小。 Bergh等人,AfonsO等人。也相信政府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与上述研究相反,Uhali研究发现,政府支出通过调整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指导最佳增长方向并弥补市场失灵来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庄子印等人认为,在调整成本的条件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作用有所下降,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张明喜等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并研究了中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金戈等。建立了具有多种公共支出类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探索了各种公共支出类型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机制。傅文林等。基于协整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和公共支出占GDP的比值呈反比变化。严成年在生化劳动力选择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研究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能总是促进经济增长,而生产性公共支出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影响方面存在地区差异。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环境经济学家的热点问题。彭水军和其他数据基于1996年至200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六种环境指标,通过对包括产出方程和污染方程在内的联立方程的综合研究,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有双向互动机制和可以实现“双赢”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政策策略选择。杜婷婷等。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导数曲线为研究起点,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排放之间的函数关系。基于山东的经验数据,张洪峰等人对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人们认为,系统有效的环境监管政策将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和拐点产生影响。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必须将产业调整政策与环境法规政策结合起来。]

近年来,关于财政支出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刚刚出现。从理论上讲,Lawn和Sim研究了经济增长,政府支出和环境质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在经验方面,Frederik等人。研究了政治和经济自由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发现政府规模对污染水平的影响与政府的初始规模有关。在政府规模较小的国家,经济自由度将下降。在政府收入较大的国家,污染将加剧污染。 Bernauer等。认为政府支出对UDP的比例与空气污染水平呈正相关,与政府质量无关。洛佩兹等。强调了政府支出结构的重要性,结果表明,以社会和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政府支出结构有利于减少污染。同时,在不改变支出结构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对环境质量没有影响。

以上文献为进一步探索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提供了逻辑思考和参考,但仍存在不足。现有的所有研究都是基于国家数据,因此很少评估中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环境影响。国内研究很少考虑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也很少考虑“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污染物排放”和“财政支出-污染物排放”的两条路径。环境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较强的经济调控能力,财政支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关于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很少。本文旨在从新的角度研究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它考察了在收入水平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环境污染水平的直接影响。其次,它通过影响收入水平来检验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间接影响。第三,考察了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以及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间接效果加起来就是总效果。

3.模型构建,数据源和变量描述

(1)建立测量模型

为了获得财政支出政策影响环境质量的经验事实,本文建立了以下模型:首先,增加了传统的带有财政支出因素的EKC曲线方程,其次,建立了财政支出及其他因素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方程。结合这两个方程,可以检验财政支出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和总作用。

对于环境质量指标,在有关环境质量与收入变化之间关系的经验文献中,使用以下三种类型的变量来衡量:污染浓度,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提取。考虑到数据的可用性并避免区域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我们选择污染物排放作为环境质量的衡量标准。其中,污染物排放可分为六类: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气排放,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工业烟尘排放,工业粉尘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本文按人均固体废物排放量和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分析了代表性污染物的排放量。主要原因是,与综合指标相比,各项指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财政支出的异质性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固体废物和二氧化硫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环境污染物。与二者相比,SO2的扩散可能性更大,污染范围更大,溢出效果更强,固体废物污染局部化,溢出效果更弱。

收入变量由人均GDP指标衡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更好地反映实际收入水平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收入变化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偏好效应主要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变化上。为了关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在等式(1)中引入了收入变量的平方项。

财政支出水平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第0年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表示。

另外,在等式(1)中,还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消费支出通过家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用于控制收入效应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本文利用庄子寅等国测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各省控制资本的投资率。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腐败案件中腐败案件的数量表示为总人口的比例,用于控制制度因素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相关文献研究表明,诚实和民主的政府更倾向于采用环境利益。受保护的政策措施,而腐败的专制政府更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和相关利益;贸易开放度是通过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的,用于控制对污染物排放的开放度。数量的影响; Urossman等人首先指出了人口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某地区人口规模越大,该地区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就越多,即存在用于排污的人口规模。正规模效应,因此本文引入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人口密度,总人口衡量面积比例以测量人口密度,以控制人口特征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对污染物排放的产业结构控制来表示。影响。

公式(2)借鉴了在增长领域广泛使用的文献中的Barro和Mankiw的Soro模型,并将经济增长表示为政府支出和其他变量的生产函数。其中,Goveshare是t年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出水平,并且在t年中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与等式(1)一致。

输入和影响输出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资本投资率和等式(1)中使用的指数;人力资本水平,本文按照以往文献研究的实践,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各省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口因素,使用人口密度衡量人口规模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开放程度,使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来衡量贸易开放度对产出水平的影响。

(2)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了1998年至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某些指标难以获得原始数据,因此分析本文不包括西藏自治区。

(三)估算方法的选择

财政支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内生问题。通常情况下,由于存在环境税费,财政支出随着污染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政府部门经常改变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以消除经济周期的影响。为了处理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我们使用动态GMM估计方法来控制估计的动态效果和内生性。通过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内生性问题。

在等式(1)中,第一时期的因变量,财政支出和收入水平被视为内生变量,其余被视为严格的外生变量。同时,将使用其他省份的加权平均财政支出。作为工具变量移动。由于使用污染水平而不是污染水平,其他省份的滞后加权平均财政支出不会直接影响某个省的污染水平,而是会通过影响该省的财政支出水平和收入水平来影响污染物排放。省。根据工具变量的条件。在等式(2)中,财政支出被视为内生变量,其余部分被视为严格的估计外生变量。

(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等式(1)和(2),可以得出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间接和总体影响。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间接影响。我们发现直接影响是一个常数,而间接影响和总影响高度依赖于收入水平。

4.实证结果解释及相关分析

(1)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无论采用哪种估算方法,在抽样期间,中国的财政支出都极大地促进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列是方法估计的结果,估计系数为0.082,在1%的水平上显着。第二列是电路板固定效果模型的结果。中国的财政支出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为0.082,在100的水平上具有显着性。该表的第三列使用动态董事会固定效应模型(DFE)来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显着水平的5%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最后一列使用Arellano-Bond两阶段GMM估计方法,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支出以1000的显着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估计结果表明,人均滞后期的系数T财政支出为-2.053,这表明应考虑模型的动态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出,系统GMM方法已经通过了Sargan检验,并且最初的假设是差分方程中的误差项与一阶序列相关,而与二阶序列无关。控制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且意义重大,仅为1%。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水平负相关,而开放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2)环境质量方程估算结果分析

方程(1)的估计结果。在本文的模型中,通过hausen检验确定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对于每种类型的污染物,下表报告了DFE和系统GMM方法的估计值。gmm模型通过saran检验和差分方程中误差项的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不相关。由表3各栏可知,动态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中固体废物排放滞后期系数t为0。6310。分别为974,显著性为1%。值得注意的是,二氧化硫排放系数t为0。77~0。961,在1%显著性水平上也具有显著性,表明前期污染物将产生本期排放。因此,应考虑模型的动力效应。

对于固体废物排放,第一、三栏结果显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我国财政支出对固体废物排放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说明我国财政用于固体废物减量化的直接效果排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从动态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gmm模型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人均udp的增加增加了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人均udp的平方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系数为负,表明人均udp与这两种污染物的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对于排放,估计结果基本相似,但略有不同。动态固定效应模型表明,中国的财政支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抑制了SO2排放,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显着性。但是,GM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支出对S():排放没有显着影响,因为GMM估计方法考虑了模型的动态影响。由于可能存在内生问题,因此我们将GMM方法下的估计结果作为以后分析的主要依据。同样,中国人均GDP的增加也增加了排放,人均GDP的平方项对污染物排放产生了负面影响,表明人均GDP与SO2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也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经济现象相吻合。对于模型中的其他变量,符号基本上与预期一致。

(3)财政支出的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公式(3),计算出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污染的直接,间接和总体影响。由于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间接影响和总影响取决于收入水平,因此,表中的间接影响和总影响是根据2010年收入中位数的省份的人均GDP估算的。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在等式(1)中,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都很大。在等式(2)中,估计的财政支出系数也很重要,表明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间接效果确实存在。中国的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影响环境生态系统。根据以上回归结果,不同污染物对我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间接影响是不同的。中国的财政支出减少了固体废物的排放,并增加了二氧化硫的排放。可能的解释是,固体废物的处理收入减少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污染状况更有可能得到改善,二氧化硫的治理收益更易溢出,治理难度大,污染为负。在短期内不容易被注意到。因此,随着经济活动强度的增加,污染程度也随之增加。

另一方面,在等式(1)中,财政支出水平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不显着,表明中国已经体现了理论财政总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不明显。

(4)进一步分析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本文采用教育科技支出占中国GDP的比重来衡量教育技术支出。中国各省卫生支出在GDP中的比例,以卫生支出的量度中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以社会保障支出的量度;环境保护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环境支出的指标(由于数据限制,抽样区间为;中国的省级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GDP))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替代财政支出的指标的比例,估算公式( 1)。

从各种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1)中国的教育支出有利于减少固体废物的排放,这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教育可以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而环保意识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 (2)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固体废物排放产生积极影响,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使中国的环境质量恶化; (3)中国的环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不大。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正在迅速推进,环境问题日益集中,中国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支出方面的差距很大,导致这三类支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在采样期间,直接影响不明显。

综上所述,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并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权力下放的背景下,中国的生产性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改善环境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共服务支出(例如教育支出)对改善环境质量的积极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并总结了中国财政支出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两种可能途径,并将其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1998年至201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运用GMM估算方法检验了我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其次,中国财政支出对两种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影响不大。中国的财政支出主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对污染水平有间接影响。第四,中国的财政支出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不同。具体而言,它抑制了固体废物的排放,但促进了SO2的排放。

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增加服务支出(如教育)的比例,并减少生产性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这对于发挥财政支出的直接环境效应和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注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间接影响。此外,应根据污染物本身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财政支出政策。

本文利用省和板块数据选择两种代表性污染物进行实证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它具有宏观和特殊的特征。本研究使用县级数据和更全面,更全面的污染物指标。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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