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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刑法定性之行政从属性

作者:民族音乐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19-11-07

从属意味着依附或依赖。”行政犯罪与行政命令附属于环境犯罪的行政属性。规定其惩罚性依赖于环境行政法或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上述观点认为,环境犯罪或环境刑法的确立取决于环境行政法的内容,表现为概念上的从属、规范性的指令和空白罪过的运用。笔者认为,环境刑法的从属本质是指环境刑法与环境刑法前身的关系。两者是相互独立、密切相关的。并不是因为传统刑法认为环境刑法的内容受行政法的制约。

首先,对属性含义的行政解释

(1)来自属性源的管理流程

环境刑法的行政性源于行政犯或行政刑法的概念。行政犯与罪犯相对应。行政犯是因违反行政法规而引起的犯罪,是危害合法利益的犯罪类型。刑事犯罪源于自然犯的概念。19世纪,德国学者以自然法的概念为基础,提出危害自然法的犯罪是自然犯罪。然而,这种想法遭到了批评。意大利的加罗法罗修正了自然犯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犯罪本质上是对同情和诚实等犯罪的侵犯。用罪犯来总结比较合适。罪犯是对的。侵犯合法权益。同时,政府机关的行政职能逐步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违反行政法规的犯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行政犯罪分子。规范行政犯罪的刑法称为行政刑法。

支持行政刑法概念的人古尔德施密特(Gould Schmidt)认为,行政刑法是一种行政法。 “他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保护人的意志的范围,手段是调节;行政的目的是促进公益,行政手段是行政活动;违反法律的行为是罪犯包括形式为违反法律(非法)的要素和实质性要素侵犯法律利益的要素,而行政罪犯本质上只是违反行政意义的一种要素。”在这方面,法律与行政有实质性的区别,违反行政作为行政囚犯的行为不能等同于罪犯,具有行政法律性质。环境犯罪不同于自然犯罪或刑事犯罪,其犯罪行为表现为对特定行政法规的违反,属于行政囚犯类别。换句话说,关于环境犯罪的刑法的内容取决于行为者违反的行政法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犯罪的内容受违反该行为的行政法的影响,即犯罪行为从属于行政法,根据以上结论,环境刑法具有行政法性质。从理论上讲,中国学者并没有严格界定“行政从属”的含义,而只是根据行政刑法和行政犯的含义来理所当然。在行政犯罪时,“行政从属”是绝对的,即行政行为等同于犯罪行为。 19世纪德国形成的“警察刑法”和“警察刑法”是“行政从属”的绝对化的例子。 “警察刑法”在质量上与普通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不同。这两种行为分别属于“本质罪恶”和“禁止罪恶”。后来,日本,法国和其他国家复制了德国的立法,并确立了重罪,轻罪和警察犯罪的三元分割方法。这里违反警察罪等于行政罪犯。作为行政犯罪的发起者,德国于1949年颁布了《经济刑法》,将违法犯罪定为犯罪,并通过制定单独的违反命令法对其加以规范。在这一点上,“行政从属”的绝对从属概念已经改变。以《经济刑法》代表的立法在区分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新型的行政犯罪概念。行政犯罪分子从最初的简单定性变为定性加定量,行政行政从属只具有相对含义,“行政从属”仅对质的部分有意义,量化由刑法独立确定。上述德国行政囚犯的立法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进了德国的“非刑事化”,从而开启了行政和刑事违法行为二元化的时代。

(2)一种解决行政属性含义的新方法

尽管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但刑事法律制度的背景与德国代表的大陆法系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立法直接采用了非法和犯罪行为的双重管制模式。 “公安行政处罚法”所代表的行政处罚类别中包括大量行政违法行为。立法者通过数量因素来区分行政违规行为。在这方面,刑事犯罪“行政从属”仅对犯罪的“定性”要素有意义,与犯罪的“定量”要素无关。从本质上说,这与行政囚犯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它等同于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囚犯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定性”? “定性”是对事物本质状态的描述,也是将一种行为与另一种行为区分开的标准。就法律而言,法律行为之间区别的标准是社会关系内容的差异。所有法律均致力于确认,协调和保护各种社会关系。行政犯罪“行政从属”的实质是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取决于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实质是刑法与介词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 “在整个国内法律体系中,刑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律是法治的第一道防线。统治阶级的制裁大多数危害社会的行为是民事,经济和行政违法行为,只有当其行为是当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严重而很难通过其他法律手段充分保护它时,刑法被用来抵制它。” [5]易艳芝:“刑法只是对社会生活中已经实施的行为规范的顺利实施的保证。”这是实践。因此,人们经常将刑法称为次要规范。

二,环境刑法的性质:法前

(1)从属方法:内感

空白刑法体现了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它是刑法规定中的一种基本犯罪,是立法者应根据有关规范或制度确定的具体犯罪的明示。 ]。刑事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空白的罪恶感,并受复杂的法律关系的影响,但它从根本上受刑法与前身法律之间关系的制约。刑法应确保刑法可制裁严重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行为。可以使用内can感来实现上述立法目标。根据空白罪恶感的大小,可以将其分为相对确定的空白罪恶感和不确定的空白罪恶感。相对确定的空白罪恶主要表现为违反确定的环境行政法规,例如违反水生资源保护法规,土地管理法规,矿产资源法和森林法,例如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占用农业用地,非法开采和建立毁林罪的前提。

空白罪过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违反国家规定”等抽象术语。立法者以重大环境污染罪、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采伐罪、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销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犯罪行为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产品。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鉴于该用语过于含糊,〔0x9A8B〕总则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所称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了决定和命令。”根据本条规定,国家刑法使用条例限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命令,不包括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对于刑法中完全空白的罪过,在界定其参照的规范基础时,不能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8]但是,“国家规定”仅限于上述范围。之所以缺乏现实性和可行性,是因为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命令对环境犯罪的界定并不准确。以污染环境罪为例,对严重污染行为的判断必然涉及大气、水和土地污染标准的认定。但上述法律法规并未对污染标准作出规定,但授权方式由有关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采用。例如,《刑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制定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条件.更重要的是,《大气污染防治法》采用了国家和地方双重标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7条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空中交通没有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排放标准;对于国家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经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比国家排放标准更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当地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机动车,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在将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现有当地排放标准的地区时,应执行当地排放标准。《大气污染防治法》为此,解释“严重污染环境”的含义:非法排放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他严重危害环境并危害人类健康的污染物超过了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省,自治区,由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法律授权的三倍以上。这种解释阐明了政府法规确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可以用作环境污染的标准。但是,《解释》污染物使用国家和地方双重标准可能会导致问题。结合《解释》的规定,作者认为解释的规定应理解为:首先,当环境受到污染时在国家空气污染排放标准中有更严格的当地污染标准时,应采用当地标准。采纳。其次,当污染环境发生在当地空气污染排放标准中时,就有地方污染标准。建议采用当地标准;第三,国家空气污染排放标准中出现污染环境的项目地方标准较低时,应采用国家标准。上面提到的污染标准在形式上采用了引力原则,但基本上源于犯罪的从属要求。因为在上述的空气污染与环境犯罪的法律关系中,真正确认,调整和保护环境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是政府法规。作为第二级保护规则,环境刑法应为先发制人的法律保护规则提供保护。在这方面,《刑法通则》第九十六条狭义地解释了“国家法规”的含义,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未来的立法有必要做出更为现实的解释。

(2)下属内容

环境行政法规对环境刑法的影响十分广泛,包括刑法中相关术语的概念,犯罪行为的类型和犯罪对象。

刑法术语具有特定的含义,有两种方法可以确定其术语的内容:刑法规定和其他法律规定。在环境刑法中,许多术语的含义受其他法律约束。环境刑法术语的服从不仅是行政服从的行政管理或行政罪犯的从属的具体体现,而且是刑事犯罪法律制度的功能和锚定犯罪行为的类型。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并未明确规定什么是环境,这取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的定义。

根据《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定义,中国的环境刑法没有关于环境犯罪的全面规定,例如没有对湿地造成严重破坏的规定。湿地享有“地球的肾脏”的美誉,与森林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相关联,被称为世界三大生态系统。湿地在水文学,生物学,地球化学和生态学中具有积极作用[9]。但是随着人类工业的发展,湿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经常发生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破坏,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生产力下降,湿地生产潜力下降以及湿地资源逐渐丧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现象” [10]。将对湿地的严重破坏纳入刑法评价的范围,在实现对湿地刑法的保护的同时,也可以拖延环境刑法制度。同样,海洋和草地之间在人类生态环境上的平衡是不可估量的,刑法应应对海洋的严重污染和草地的破坏。另外,破坏人类遗骸和风景名胜的行为应该是破坏环境的行为。现行的关于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刑法“故意破坏历史遗址”,“挖掘古代文化遗址,古代陵墓”和“挖掘古代遗址”应包括人类化石和古代脊椎动物化石的犯罪。保护环境资源罪同样,在其他章节中也有关于非法制造,交易,运输和储存危险物质的罪,走私珍贵动物和贵重动物产品罪,走私稀有植物和稀有植物产品,走私废物罪,非法发放森林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督和渎职罪,非法批准征地和占用土地罪,动植物渎职罪检疫,植物检疫和不当行为罪也属于环境犯罪,应列入在有关环境犯罪的章节中,因此连接了环境法律体系,使环境刑法真正成为前环境法的保障法。

三,环境刑法的独立性:定量

环境刑法的从属地位不影响刑法的独立性。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是环境刑法与法治之间的联系点。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保护性规则中制裁“数量”的不同。环境刑法的独立性也体现在“量化”方面,并体现在刑法的一般规则和规则中。

(1)刑法总则中的“定量”

《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均应依法予以处罚。法律,它们都是犯罪,但该阴谋显然危害较小,不被视为犯罪。”本文以定性和定量的方式揭示了中国犯罪概念的内涵。以书为代表的定量因素已成为防止犯罪的实质性判断,并承担了所有刑法犯罪。 “在中国实质犯罪概念的背景下,构成犯罪特定要素的犯罪因素在区分犯罪与非犯罪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国,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是非法的,是刑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区分罪与非罪的任务应该由立法者来完成,作为犯罪与非法之间的分水岭,犯罪因素也应成为我国犯罪构成中的独特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犯罪合法性原则在我国刑法中必须体现在犯罪因素的合法性上。” [12]尽管该书规定了数量因素,但由于其规定过于抽象,因此司法实体部门很难通过本文直接犯下特定罪行。判断行为的程度,即司法部门不能直接将书的附带条件作为裁判的依据。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在判断某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时,不能仅从形式上加以观察,而必须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的实质性方面加以考虑。 “ [13]也就是说,根据犯罪的合法性原则,司法量词只能是刑法中特定罪行的定量规定。换句话说,刑法规定应由定性和定量因素组成。当刑法没有对具体刑法作出明确的定量规定时,相关的司法解释必须承担完善犯罪中定量因素的任务。

(2)刑法子规则中的“定量”

最终需要通过《刑法》的具体规定来量化刑法一般原则。当前的刑法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环境刑法的定量裁定:第一,在环境污染犯罪中使用“严重”,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猎,非法采矿,非法使用等程度副词。取得,运输非法采伐和毁林罪中的“严重情况”;第二种是用定量词或定量值直接表示的,例如非法占用农业用地罪,非法采伐罪和毁林罪。根据实际的危害结果,如果非法占用农业用地的犯罪是“造成耕地,林地和其他农业用地的大量破坏”,则“破坏性采矿罪”“是对矿产资源的重大破坏”。四是严格限制处罚对象。间接达到定量的目的。如“固体废物”,就是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的犯罪。立法可以通过以上四种方法来区分刑事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但司法实务部门在适用刑法时仍需要解释“严重情况”,“数量众多”和其他具有定量含义的术语。应用的统一性可以防止滥用司法裁量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联合或者单独方式对上述数量因素作进一步解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了一些与具体适用法律有关的问题,例如破坏森林资源的刑事案件,破坏土地资源的刑事案件,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的刑事案件,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刑事案件,破坏森林的刑事案件。环境污染等。着重在数字上阐明立法的定量含义。

通过上述数量因素,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有所区别。坦率地说,中国司法解释的任务之一是弄清刑法中的定量因素,并在犯罪与非法行为之间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当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不能以定量的方式清楚地表明违法与犯罪之间的界限时,存在将犯罪与违法混淆的危险,进而存在行政权侵害刑事司法权或司法权的情况。刑事司法违反了行政管理。《刑法》根据以上解释,将环境污染罪中的“严重情况”精炼为14种。除了最底层的条款外,还有11种类型使用数字说明立法规定的量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解释》的各个条款并未量化污染行为的严重性,例如,根据《解释》第1(4)条,私人管道或渗流,渗流和裂缝的使用排放,倾倒,处置放射性废物,含有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和有毒物质构成环境污染罪。由于缺乏量化因素,因此该解释与《解释》中的相关规定没有区别。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76条第7项规定,使用渗水井,渗水坑,裂缝或洞穴排泄物,倾倒含有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有病原体的污水或其他废物,均构成行政犯罪。第5项规定,将放射性固体废物或含有高放射性或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排放或倾倒在水体中,属行政犯罪。该法第75条明确禁止扣押隐藏的管道。上述《水污染防治法》吸收了上述两篇文章中的三篇,使其成为环境污染犯罪中的独立刑事犯罪。作者认为,《解释》不会在上述行政法规中对水污染行为的平行监管之间产生差异,而不会造成融合的叠加,尤其是《解释》与《解释》第76条第7.因此,这不利于区分行政和刑事违反水污染行为的行为,并失去司法解释的意义。将来的立法有必要加强对上述规定的定量描述,以严格区分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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