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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服务的法治建构:渊源、框架与路径

作者:学报期刊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19-11-02

首先,问题的根源

正如博登海默(Bodenheimer)所说,“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约束和限制权力,无论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 [1]在全面促进法治的中国,权力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必须认识到,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既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作用,又具有指导性和先进性。法治必须控制公共权力以及公民权利,维护公正与正义。法律与公共服务的结合是关于权利与正义的法律安排,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氛围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责任。

中国实践中存在的公共服务落后于经济发展,地区失衡,标准不统一以及满足群众需求的困难。非常重要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干预公共服务系统的法律机制。服务供应中存在一定的“随机性”甚至“小行李”现象。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分别设置不同级别的公共服务法律和制度体系,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责任(如社会福利权),中央和地方责任分配(例如辅助原则),政府和市场责任分配(例如采购法)等方面共同监管公共服务的发展。在中国,关于法律制度的立法细节,职级,模式和公共服务的联系,仍然缺乏深入的讨论。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从现代公法变革的角度重组公共服务的法律基础和制度建设,并建立一个更加严格,科学的,具有制度,层次,结构和体制的公共服务法治框架。适应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多样性的要素。发展趋势,灵活性,竞争和动态。本文试图从法律和公共服务的起源探讨公共服务法建设的基本框架和路径创新。

二,法律与公共服务:起源与关系梳理

法律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开始。早在2000年前,亚里斯多德就证明了城市国家与美德,正义和美好生活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政治团体的存在不是由于社会生活,而是由于良好的行为。” [2]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在国家审判中的论点以及实现“最高利益”的国家目的的论点不少。例如,阿奎那认为,国家对公共福利的促进是法律正义的体现,甚至将法律定义为“由社区管理的,出于社区福利目的的特定理性秩序。” [3]洛克认为,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律,[4]是如此不同,更不用说了。尽管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性”,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完全否定这种“民族自治”。黑格尔提议的国家代表着普遍性。通过分析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利益主张指出“公共利益采取独立的形式,与国家形式的实际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共同利益)分离,也就是说,社区是一种虚幻的形式。” [5]尽管采用了虚幻的形式,但国家以公共利益的形式超越了个人利益,从而确保了其自治。

可以说,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古典法和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已经证明了国家在维护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自然合法性”,并促进了古代自然的变化。城市国家,甚至是现代国家。它使公共利益成为所有系统的力量。该制度和法律全都归功于它的废除。政府的主要职责不再是按时举行宗教仪式,而是维持内部秩序,维护尊严和实力。因此,“政治超越宗教,政府成为人民的工具”。 [6]在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卫生和基础设施问题变得非常紧迫,政府逐渐提供了公共服务(例如供水) ,电力供应和污水处理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并被称为“市政社会主义” [7]。与此同时,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工业无产者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要求更多。有效的干预措施:德国的《俾斯麦社会保障法》(《1883 年关于工人医疗保险法》,《1884 年关于事故保险法》,《1889 年关于丧失劳动能力和养老保险法》是对此要求的回应。[8]英国于1834年通过了《新济贫法》,扩大了公民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英国通过几项重要的立法为公共服务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法律框架,例如,1870年《教育法》建立了庞大的教育体系系统,并于1875年《公共卫生法》建立了全面的卫生系统。法制。 [9]正是在此期间,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在对许多国家的公共支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著名的瓦格纳定律。促进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和城市化等政治和经济因素。政府的职能正在不断扩大。

第四,中国公共服务法治建设

不可否认,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生领域的立法工作。到2013年底,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保健,食品安全,扶贫,慈善事业,社会救助,保护妇女和儿童,老年人,并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38条行政法规,分别构成现行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的17%和23%,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公共服务法律法规体系。 [25]各级政府也已开始以计划和法规的形式建立公共服务的体制框架,例如《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 年)》《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但是,总的来说,公共服务的基本方法仍然匮乏,实体法不完善,程序或程序法律落后,公共服务质量监督和公共服务的法律体系不合理,法律水平相对较低,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改善等问题。针对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关立法仍有较大差距。在教育和公共服务领域,中国颁布了涵盖教育各个方面的教育法,例如受教育者权利的保护,受教育者的地位和权利的保护以及教育公平。对于机会均等和教育法律补救等重大问题,仍没有完整的法律安排。在重要的教育领域,如学前教育,家庭教育和终身教育中,也缺乏顶层和系统的法律设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它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教育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785年,美国国会就颁布了《教育法》(《土地调查条例》),其中要求分配土地以开设一所学校。该法律成为联邦政府使用公共土地分配促进教育发展的典范。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莫里尔法案》)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石。 1965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着重解决了贫困和特殊群体中儿童的教育公平问题。教育机会均等已成为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 1990年代后,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Goals2000: Educate America Act),《土地勘察法令》(IASA),《莫里尔法》(NCLB)等法律的实施,联邦政府开始更加重视教育质量,教育。改革运动(例如学生成绩)要求各州建立基于教育质量标准的责任制。

简而言之,中国公共服务法建设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服务权结构的重要内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内容,公共服务责任的划分,公共服务的标准和监督需要更详尽的法学审查和梳理。将来,我们仍然需要整合公共管理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观点,将公共服务置于“法律地图”上进行分析,进一步阐明其法律渊源,法治精神和制度体系,并建立一套公共服务权。合理化为普遍人权的法治体系,并将其纳入依法治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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