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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探讨民族习惯法的刑法适用

作者:计算机信息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19-09-29

一,犯罪合法性原则:宪法与刑法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

在我国,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表达为母亲法与儿童法之间的关系。宪法的效力高于刑法的效力。刑法的制定和适用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为此,宪法解释在刑法适用解释中得到了促进,并构成了对刑法适用解释的最终限制。作者认为,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集中在犯罪合法性原则上。一方面,犯罪的合法性原则不仅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是宪法的原则。从法律上对罪行的刑罚原则的原则来看,首先要在宪法文件中规定,例如英国《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美国《权利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宪法文件。在当代,犯罪合法性原则也是每个国家宪法的原则。例如,《德国魏玛宪法》第116条规定:“任何行为只有在法规已经规定了惩罚性的情况下才能被判处刑罚。”《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还规定了针对犯罪。 《意大利宪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不得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剥夺其生命或自由,也可以施加其他惩罚。”第39条规定:“他的行为已经执行,或者被视为无罪释放,可能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原则处理。美国法学家富勒将法治原则(法律的内在道德)分为八条:法律的普遍性、颁布、禁止追溯、法律的明确性、不矛盾性、法律的难易性、法律的稳定性,行为和公布的规则之间的官方一致性。除第八项外,其他各项均直接关系到犯罪的合法性原则。其中,法律的概括性、法律的制定性和稳定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成文法相对应。法律的明确性相当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法律不健全,禁止处罚。相应的行为。可见,在经典的法治话语中,罪刑法定原则往往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由此可见,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宪法原则和法治原则。因此,宪法与刑法的关系主要集中在犯罪的合法性原则上,而根据犯罪的合法性原则来解释刑法则是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一种解释。中国《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规定体现在刑法中,即,《刑法》第3条后来明确指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的,不应定罪和判刑。”

第二,国家习惯法的实际生命力及其宪法地位

种族习惯法的内容丰富,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组织和习惯法的负责人,婚姻习惯法,家庭和继承习惯法,丧葬,宗教信仰和社会交往习惯法,习惯法的产生和分布,所有权,索偿习惯法,刑事习惯法,争端解决习惯法等。刑事习惯法和争端解决习惯法对刑法的执行有很大影响。据调查,在刑法领域,国家习惯法领域主要表现在婚姻,家庭,精神信仰,生产生活和纠纷解决上。它可能与国家刑法合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冲突。作者的研究还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藏族地区的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复兴,刑事冲突解决中也抓住了刑法,这迫使刑法得以妥协。在藏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民族习惯法和刑事成文法主要表现为三种关系:

(1)国家习惯法与刑法之间的消极冲突,主要发生在未有效控制国家权力的边远地区,例如青海,西藏和四川的边界地区。这些地区远离市区或中部地区,并且大多数属于不同省份和地区的边界地区。它们属于典型的“两个无所谓”或“三个无所谓”领域,国家法律的权力薄弱。在许多情况下,国家习惯法很受欢迎。发生刑事冲突后,大多数人将根据习惯法解决。刑法很难积极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从形式上看,国家习惯法与刑法无关,从根本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消极冲突的形成。

(2)国家习惯法与刑法之间的正式合作。在藏族地区,解决大多数刑事冲突的方法是刑法与国家习惯法之间的相互作用。法律的使用是第一部国家习惯法和后刑法。发生刑事冲突后,冲突双方通常通过自我和解或第三方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在这方面,要求司法当局处理宽大的待遇。司法机关通常会考虑冲突双方提出的宽大处理要求。如果司法机关不按照国家习惯法考虑赔偿,则无法完全解决刑事冲突。这种合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正式的。本质上,刑事法规必须与国家习惯法相抵触。

(3)民族习惯法与刑法存在积极冲突。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国家习惯法解决了刑事冲突之后,受害人,受害人的家庭,部落组织等会要求司法机关不要处理肇事者的请求。如果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将使受害人,受害人家属和部落组织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原因是“我们已经按照习惯解决了习惯,司法机构无需重新管理它”。对于受害者的赔偿,司法部门随后会处理伤害者,这对犯罪者不公平,并且还会破坏犯罪者与受害者或其家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国家习惯法,这意味着刑事成文法不能实质适用,民族习惯法与刑事成文法之间存在积极的冲突,民族习惯法的存在有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文化差异上。少数民族和汉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宗教信仰和语言;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同时,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性格,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存在宗教信仰的地方,宗教信仰通常会对法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法律和宗教都关注人类社会行为。 IFE。实际上,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产生和发展与宗教信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西藏的“最优惠价格”习惯法与藏传佛教的“不杀人”概念密切相关。

可以说,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宗教生活的重要体现。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民族习惯法才能长期存在,并在解决刑事冲突中与刑法形成了博弈关系。因此,解决刑法与国家习惯法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发展的重要课题。那么,您如何看待国家习惯法呢?首先应该从宪法开始就理解这一点。中国《宪法》在序言中指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汉族沙文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民族的共同繁荣。《宪法》规定,所有族裔都有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维护习俗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宪法在处理各种民族文化时坚持文化平等主义。为此,《刑法》第90条规定:“如果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完全实施本法,则自治区或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当地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以及本法规定的原则。制定变更或补充规定,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我们的宪法不允许不加思索地压制民族习惯法的态度,并且不符合刑法的基本精神。一种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刑法规范和指导民族习惯法。正如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少数民族刑法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赋予所有少数民族以期望,也赋予了他们情感和信仰。不可能采取猛烈而危险的手段,例如“撤除”和“破坏”,必须小心。”

3.在法律规定的犯罪处罚原则下国家习惯法刑法的适用

在我们的国家地区,国家习惯法除国家法律外,在预防犯罪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即使是被认为与刑事法规存在严重冲突的国家习惯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与追求法治相适应。例如,西藏的“最优惠价格”习惯法由于具有“封建刑”特征而屡遭批评和否定,但在实施刑法谦虚,赔偿刑事被害人和彻底解决刑事犯罪方面确实是刑事犯罪。冲突。法治是一致的。因此,有必要根据法律规定的对犯罪的处罚原则寻求对国家习惯法的司法适用。只有这样,才能在刑法与国家习惯法之间建立良性互动。法制主义要求将定罪和刑罚的法律必须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而习惯法不能规定犯罪和惩罚。如果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不是成文法,那就相当于回到了“法律是不可知的,但是深不可测的”时代,这为法官任意犯罪和自由以及自由打开了大门。刑法保障功能遗失。可以看出,刑法原则要求对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必须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并且以习惯法为由来,以排除对判决的定罪。根据习惯法的不确定规则。由于习惯法的不确定性将使其失去对司法权的限制作用,因此它远非限制国家刑法权从而保护人权的价值。

那么,如果习惯法的适用不构成限制国家刑罚的障碍,或者习惯法的适用是否有利于保护被告的权利,是否应适用适用的习惯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对犯罪合法性原则的正确理解。中国《刑法》第3条规定:“如果法律明确规定了犯罪行为,则应依法判罪和处罚;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犯罪行为,则不得定罪和判刑。”通常认为,这是根据法律规定的对犯罪的惩罚原则的规定。也有学者指出,本文的前段规定了“犯罪合法性的积极原则”,后段规定了“依法惩处犯罪的消极原则”。含义是,如果对犯罪的法律规定的惩罚原则要求法律明确规定犯罪,则应依法定罪和处罚。这种理解既不符合“法律不规定法律不犯罪,法律不规定不惩治”的经典原则,也不符合法律上的原则。规定对罪行的惩罚。应该予以否认。作者认为,第《刑法》条第3款规定了犯罪的合法性原则,而前款规定了法律保护的原则。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第3条的第一段旨在强调刑法的法律保护功能,而第二段旨在强调刑法的人权保护功能。

可以看出,犯罪合法性原则只能理解为“法律没有规定它不是犯罪,法律没有规定它不应受到惩罚”。任何其他理解都是多余的,并且可能对实现法律对罪行的惩处原则的功能构成威胁。因此,犯罪的合法性原则只是在“确定有罪”和“增加刑罚”中排除习惯法。当习惯法对被告有利时,不反对犯罪合法性原则。日本学者指出:“迄今为止,犯罪和惩罚的合法性原则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繁荣和繁荣的原则,作为刑事立法和刑法解释的指导原则,这主要是由于民主等正式原则的存在。还有自由主义。还有更高层次的普遍原则,即“人权原则的实质保证”得到支持。”其中,禁止对不当处罚的惩罚构成了对犯罪的法律规定的惩罚原则实质性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禁止有罪不罚的惩罚,在刑法中没有必要和合理的行为时,不应将其定为刑事犯罪。禁止对不当处罚的处罚,实质上是对刑罚规定的合理性或正确性的要求,关系到刑法的处罚范围是否合理。这一要求不仅限制了刑事立法,而且要求适用刑法。促进和执行实质性刑法解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具体来说,当一项行为被刑法定为刑事犯罪时,如果没有必要进行惩罚和合理化,或者如果有必要进行惩罚,但刑法的刑罚过重,则应予以惩处。治疗或非刑事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惩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呢?我认为,习惯法是重要的参考,因为习惯法可以最好地反映民意。正如卢梭所说,习俗,习惯和舆论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在国家习惯法更为普遍的地方,从判断刑法是否应处罚某项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角度出发,应将国家习惯法作为重要参考。当刑法规定某项行为为犯罪,而国家习惯法不认为某项行为为犯罪时,则可将其视为刑事定罪或非刑事定罪。可以看出,按照法律规定的对犯罪的处罚原则,只有在“确定有罪”和“加重刑罚”的情况下,两者才被排除在习惯法法制和禁令之外。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下属的原则,犯罪的合法性原则和国家的习惯法并非不可调和。当国家习惯法对被告有利时,司法机关应适用该习惯法。只有这样,才能在刑法与国家习惯法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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