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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的思考

作者:教学论文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19-09-28

对涉案少年罪犯人格的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刑法领域的热点问题。随着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中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少年罪犯司法机关人格调查的地位。但是,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非常笼统,而相关的司法解释却不明确,司法实践是“混乱的”。实践中的混乱要求理论部门进一步研究。

首先,中国目前缺乏人格调查系统

1.缺乏实质性法律依据,理论定位存在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是司法机关实施量刑的实体法律基础。本条规定:“犯罪分子决定处罚时,应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况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国刑法并未将“人格”作为考虑因素。相反,《刑事诉讼法》第268条为未成年人领域的人格调查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司法解释也规定了侦查未成年人犯罪人格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和附属司法解释的规定已成为处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司法机关个人考虑的法律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概念比《刑法》更为先进。但是,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来看,刑法作为实体法是定罪量刑的实质基础,而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其主要功能是保证刑罚的合理行使。对。因此,在“人格”缺乏犯罪主体法律基础的前提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似乎带有“过大权力”的嫌疑,其逻辑也很不合理。

正是因为我们的刑法中没有关于罪犯人格的规定。理论界在人格在定罪和量刑中的作用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如果有些学者认为“人身危险不影响定罪,而只是指出量刑的个性化和执行的个性化基础;那么有些学者则从契约刑法网络的契约化和简单刑罚的适用角度指出”。刑事司法应以客观行为为基础,辅以犯罪人格的主观性,形成客观危险;社会行为+主观犯罪人格是双重定罪量刑机制;一些学者从“人格是罪恶”的角度出发。理论界之间在影响司法机构的人格取向上的分歧在根本上是由于刑法实体法的歧义。这种歧义也影响了当地司法机构的人格意识和重要性,从而实现了惩罚者的目的吨。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实体刑法中人格的基础。

2.调查对象比较混乱,公信力不够

为了进行人格调查,有必要建立一定的人格调查对象。中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无疑更加混乱。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第10条,2012年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第4条等中,不难发现,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至少有“被告党,“辩方”,“人民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受委托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这六个主体具有个性。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性格调查的主要差异甚至更大:例如,在青岛南部地区,区政府工作委员会和区盟委员会安排了退役老干部,团干部作为人格调查员进行人格调查;武兴区人民法院除少年法院法官外,还担任人格调查员,并聘用了五名退休法官该地区有五名妇联主席担任人格调查员;判决前,南京鼓楼区法院由区惩教所进行审判。调查工作;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委托宁波大学法学院学生进行调查。

3.缺乏基于调查内容的指导

关于人格调查的内容,现行法律与地方司法机关的做法也有重大区别:例如,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主要调查的是“被告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状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和实施前后被指控犯罪的表现;新的刑事诉讼法可以用来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江苏省宜兴市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可行性评估,家庭状况、未成年人的家庭纪律和能力、庭审前的治疗结果秦皇岛市海港区检察院主要关注“特征、精神状态、知识水平”。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内容的调查采取了“开放式”立法模式。在列举了一些调查项目后,又增加了“平等情况”。立法的不确定性使得调查有可能侵犯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合法权利,从而影响他们的合法生活。因此,有必要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明确人格调查内容的内在依据和界限。

4。调查时间不统一

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公共,起诉,法律,辩护人和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对参与诉讼的未成年人进行人格调查,并确认其调查报告的有效性。就时间而言,人格调查的时间包括调查,起诉,审判和处决。但作者认为,这种调查模型是不合理的。因为中国采用的是刑法和行政处罚法双重制度的刑事立法模式,也就是说,当某项非法行为仅属严重时,就可能构成犯罪。因此,在确定为犯罪时必须综合考虑行为的危害。尽管某些行为客观上符合法律规定,甚至符合司法机关的标准,但结合其犯罪者的个人身份,很可能没有将其定为犯罪。因此,司法机关在确定犯罪时必须检查罪犯的个人身份。无疑,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的个性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国外立法供中国参考

1.人格作为法律定量惩罚部分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在大多数国家,将人格定为法定量刑情况之一是普遍的做法。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个性”,“字符”和“个性”的用语有所不同。如《俄罗斯刑法典》第89条所述,“未成年人被判刑时,除考虑本法典第60条规定的情况外,还应考虑其生活和教育条件,心理发展水平,其他个人特色,和老人。对他的影响。”意大利《刑法》第133条规定:“法官还应根据以下条件确定犯罪者的犯罪能力:1)犯罪原因和犯罪者的特征; 2)犯罪者。惩罚过早的主体,尤其是犯罪者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前的生活; 3)犯罪行为或犯罪后的行为; 4)犯罪者所处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环境。”

2.进行性格调查的方式在法律中有更明确的规定。外国法律规定了未成年人人格调查系统的细节,涉及调查的主题,时间和内容等许多方面。关于人格调查的主题,《希腊刑法》第123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实行“治疗”时,必须:“在此之前,司法部,医疗卫生中心,政府医院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在对由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特别小组进行诊断和评论后,法院决定采用这种待遇。”关于人格调查的内容,一些国家采用了开放的立法模式,例如《德国少年法院法》第43条。提起诉讼后,应尽快调查被告的心理,心理和性格特征,生活和家庭状况,成长过程,当前行为和其他有关事项,以帮助其作出判断。”一些国家采用限制性立法模式,例如《俄罗斯刑法》的89条,就人格调查而言,并非如此。从德国少年法院第43条的规定中很难看出,应在“诉讼开始”之后对“未成年人的人格”进行调查。

3.关于完善中国人格调查系统的思考

1.完善关于人格因素的刑法实体法规定

这就要求我国立法机关能够及时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修改刑法第六十一条关于量刑的规定,增加对罪犯人格的规定。本文认为,刑法第六十一条可以修改为:“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人的人格,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本法有关规定。这样的规定将使犯罪人的人格由自由裁量的犯罪情绪转变为法定的量刑。司法机关还必须对犯罪人,特别是未成年犯的人格进行调查。相应地,在实践中,人格调查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着明确的实体法依据。

2。建立统一的人格调查对象

在目前的国家中,多个科目可以从事少年犯人格调查。这规定,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少年犯人格调查制度的建立,但仍可能导致不专业的人格调查和结论不一致的问题。人格调查是一项相对复杂的任务,涉及司法,心理,预防和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进入家庭,学校,社区和该主题的其他方面的机会。因此,将不可避免地不足以对单个受试者进行性格调查。同时,控制主体和被告双方的利益是调查的主题,调查的过程和结论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和矛盾。这样,个性调查的信誉就降低了。因此,本文认为,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格调查机构,对涉案少年的人格状况进行调查,即“无论诉讼在什么阶段,都应统一调查对象,即,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官。人格调查应自始至终由一个独立,专业和高素质的实体进行。”从组织的组成来看,至少应包括以下主题:社会工作者,中立司法人员,心理学家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由上述主题组成的调查机构将在人格调查中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结论,其可信度也更高,同时,人格调查的结论也应在所有方面得到应用。调查,审查和起诉,审判和执行,而无需重复调查。

3.在调查和调查阶段应确定人格调查的时间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当司法机关“认为需要对犯罪事实进行调查以承担刑事责任时,应当予以立案;如果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非常少,则无需追究刑事责任,也无需提起诉讼。”从本文的规定中不难看出,犯罪的客观事实是决定是否提起诉讼的唯一依据,人格调查的结论是对罪犯主观方面的审查,因此,对少年罪犯的人格调查自然应该在案子提出之后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相应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情节明显轻微,无害且不被视为犯罪”的规定,给予肇事者“撤销”。无起诉,终止审判或无罪释放的处理,其中的“情节”必须结合具体的犯罪事实和未成年人的人格状态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没有必要将其拖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因为根据其在调查阶段的人格状况可以确定其并不构成犯罪。通过在调查过程中设定人格调查的时间,可以确保司法机关在少年诉讼的各个方面增加对其人格状况的检查,从而减少不当定罪的可能性。第三,人格调查是在调查阶段进行的,也方便司法机关对少年犯采取适当的执法措施,并决定是否适用“有条件不起诉”制度。

4.人格调查的内容应以“人格”为基础

关于人格调查的内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不限成员名额的立法,即对人格调查的内容没有限制性规定,而在国外,既有封闭性立法又有开放性立法。由于人格的识别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少年犯的个人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调查的范围也很广泛。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的开放式立法模式是合理的。人格调查内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法律规定之外确定调查内容。如果调查的内容太狭窄,调查的结论将不够深入和准确。如果调查的内容过于笼统,不仅花费时间和精力,还会影响调查结论的准确性,并可能对侵犯人权产生不利影响。本文认为,确定人格调查内容的最终依据是调查是否能够反映被调查未成年罪犯的人格状况,以及调查是否影响了被调查者的人格发展。基于此,由司法人员,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未成年人保护人员组成的社会调查机构应根据被调查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调查表。总而言之,所有人格调查的确定都必须以“人格探索”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终点。

5.建立统一的社会矫正法,整合人格调查系统

与单纯的刑事处罚相比,社区矫正更有利于罪犯融入社会,也更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根据中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有被判处以控制,缓刑,假释或临时处决的罪犯均应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在社区矫正系统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查罪犯的人格,以确定适当的矫正措施。本文认为,从人格调查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的角度,应该建立专门的人格调查机构。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在2012年共同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从法律等级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种司法解释,其权威是明显不足,方法规定不全面,细致;地方司法机关颁布的整改措施在具体规定上有差异。性别。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及时引入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在《社区矫正法》中,应明确人格调查的规定,并将人格调查纳入社区矫正法,因为只有通过适当的人格调查才能很好地进行社区矫正。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所有犯罪者进行了审前人格调查,因为“社会人格调查报告的概念及其系统和价值不仅限于少年司法,而且其价值还可以应用于普通刑事司法。 ”。特别是在英美法系中,定罪和量刑是两个环节,定罪由陪审团决定,量刑由法官进行,犯罪人格的调查对法官的量刑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在深化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基础上,将人格调查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成年罪犯在内的所有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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