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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利益集团间环境行为选择博弈探究

作者:社会经济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20-04-04

一,简介

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具有跨区域和跨部门的特征。中国的环境污染防治体系已经从“统一管理,分级,分部门管理”转变为“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该制度的每个阶段的改革取决于当事方是否可以。该制度是否同意,而不是政府的单方面意愿。该系统的变化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应对该地区的环境质量负责。中国的环境污染防治政策基本上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的落实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因此,中央政府通过纵向问责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公众强烈敦促地方政府履行职责。地方政府全面履行公众委托的环境责任,已成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在履行环境责任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通常根据自己对其他利益集团的环境行为的期望来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因此,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将具有多重均衡解决方案。为了引导博弈的动态均衡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环境行为过程。政府环境责任制的现状,寻找中央问责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下地方政府环境行为策略的选择;探索地方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如何陷入环境责任履行的“贫困困境”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的环境不作为与诉讼相对立,这为政府环境责任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础。

二,中央政府问责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行为的博弈分析

1.游戏的现实背景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落实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建立纵向问责机制,监督和指责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的实施。由于污染预防和控制具有相对无边界的性质,因此一方将控制污染,而其他相关方将受益,这为地方政府“搭便车”创造了条件。此外,环境责任履行成本与污染控制收益之间的差异使地方政府在选择环境行为策略方面有激烈的竞争。一方选择履行环境责任将影响另一方是否履行其环境责任。因此,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使用博弈模型来分析在纵向问责机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对抗。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是相关方之间的随机且相关的重复博弈,因此可以通过复制动态机制进行模拟。

环境污染的扩散和流动性带来了污染控制的跨行政区域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存的外部效应,即一方破坏生态环境,需要另一方共同承担危害,另一方可以履行治理环境的责任,另一方可以共同受益。正是这种复杂的背景为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博弈策略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当游戏双方选择履行其环境保护职责时,双方获得的收益是平等的。当博弈双方选择不同的环境行为策略时,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地方政府不仅必须承担由环境责任引起的污染控制成本,而且还必须承担另一方不履行义务的负面外部影响承担环境责任;不履行环境责任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污染治理成本的负担,还可以享受另一方环境责任的积极外部效应。同时,当地方政府履行其环境责任时,它们表现出空间相关性。当地方政府A履行环境责任时,在空间上与其相邻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履行环境责任。否则,邻近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履行环境责任。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但是环境问题仍然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有必要采用某种模型来推导这种复杂博弈的过程,着眼于中央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措施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地方环境责任的重要现实意义。同时,它还可以恢复中国环境政策实施的基本过程,纠正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偏差,并发现可能的最终均衡解决方案和影响博弈方向的相关因素。解释当前污染控制政策的失败,为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以进一步提高区域环境治理的效率。

2.游戏模型参数

根据是否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受试者的策略集分为{表现,不表现}。尽管游戏中可能有很多玩家,但可能是几个地方政府正在一起玩,这里简化了,只有两种类型的地方政府团体参与了游戏。 C1是地方政府A的责任成本,包括履行职责过程中政府的组织成本,人工成本和监督成本,并且包括短期内责任表现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L1是地方政府A履行环境责任后的污染物减排量。 H1是地方政府A无法履行环境责任时污染物的增加,η代表环境责任绩效在中央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的比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A不履行其环境责任负有责任。同样,C2是地方政府B的责任实现成本,L2是地方政府B履行环境责任后污染物的减排量,H2是当地方政府B不履行环境责任时污染物的增加量,f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B而言,它不履行环境责任的责任,θ1代表地方政府A相对于地方政府B的外部效率系数,而θ2是地方政府B相对于地方政府A的外部效应系数。可以得到在中央政府的纵向问责机制下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相互竞争的矩阵。

三.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环境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

1。地方环保部门困境分析

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地方环保部门在履行环境责任时陷入两难境地。作为地方环境执法检查部门,由地方政府领导。其工资、福利、晋升和运营资金由当地政府决定。作为上级环保部门的下属部门,上级环保部门有权对其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价,因此必须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垂直领导。地方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对环境行为有不同的认识。前者有追求gdp的冲动,但对环境保护没有积极性,其环境责任是被动保护。上级环保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责任,有很强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因此,地方环保部门很难在经济发展和环境监管之间做出选择。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地方环保部门为节点,进行环保问题的博弈,最终地方环保部门的环境行为选择取决于学位很高的政党。地方环保部门是否选择履行环境责任,可以说是:如果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即使放弃上级的利益,也往往会顺应地方政府的意愿;如果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降低,他们往往会执行上级的指示。总之,地方环保部门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根据其综合收入来决定是否履行环保职责。

2。模型假设

模型构建基于某些假设。当地方政府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环境保护博弈时,本文做出以下假设:首先,假设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受地方政府管辖,其运营资金,福利甚至政治晋升受其影响;本文假定当上级环境保护部门负责不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时,两者分担责任,即地方政府可以将环境事故责任推给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第三,假设上级环保部门将对当地环保部门进行职责评估,在一定程度上确定该职位的晋升和利益。基于以上假设,确定了模型的相关参数:地方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这可能导致经济产出的减少和相应的实施成本,如人员投入,资本设备投资和资本投资。成本为C;如果未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并以f表示,其中地方政府所占比例为θf,则当地环保部门将其取为(1-θ)×f。如果当地环保部门与当地政府的策略相一致,则可以获得当地支持S,否则将失去支持。同时,如果环保部门不履行其环境责任,上级环保部门将对其绩效进行评估。

4.地方政府与公共环境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

1.游戏背景

运用效用函数检验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行为,可以发现,立场的提升、利益的扩大、公众的支持,已成为衡量政府作为理性个体是否履行职责的三大变量。它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因为政府官员想获得好的民意,即在群众中有声望或名声,晋升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特别是在我国政治体制下,通过人大制度收集民意。因此,行政官员非常重视舆论。因为民意关系到自己的行政地位。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公众意识的提高,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虽然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环境问题却十分突出。公众愿意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希望有好的结果。生活环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公众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场博弈。可以简单地说,短期内,由于环境法规对经济产出确实有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不愿履行环保责任,而公众则希望政府履行环保责任,以一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如发布公告、游行、诉讼等。面对公众的环保诉求,如果当地政府认为民意在可控范围内,即使发生示威游行,也会损害社会利益。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增加,综合利益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地方政府就不选择履行。环保责任,在这轮博弈中,公众失败了;如果地方政府认为必须采纳民意,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进而不利于其政治提升。此时,当地政府将按民意执行。环保责任,在这一轮博弈中,公众胜出;而这一轮博弈将影响下一轮博弈的结果,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完整的博弈信息,如果政府主导,它将在博弈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公众也是如此。

公众对中国社会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公众已经开始参与环境保护规划,就具体生态项目的位置和设计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已开始向政府提出自己的环保要求。例如,公众以各种方式反对PX项目,垃圾堆场址选择和控制霾天气实际上是公众和地方政府的游戏表现。对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行为之间博弈过程的清晰理解,不仅可以培养社会力量,而且可以敦促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并可以使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开辟新的治理方式。从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看,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方式可以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因此,该博弈模型用于分析双方的博弈行为。

2.模型假设

模型的模拟或推论基于某些假设。这里假设:首先,公众期望生态环境。如果没有达到心理期望,公众将会反对,并且与心理期望的差距会更大。反对力量越强;第二,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应根据自身利益决定是否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民意可以转化为政府利益。第三,如果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环境质量就可以达到公众。预期。

五,简要研究结论

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环境行为过程,并表明加强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和增加环境保护指标在绩效评估体系中的比例。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的成本可以促进该地区不同地方政府共同选择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改变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领导体制,明确责任主体和主要责任,切实提高环境治理绩效。培育环境友好型社会团体,使公众进入环境监督问责制,创新治理方式,从根本上促进政府环境责任的落实。可以看出,跨区域污染防治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对污染防治责任的科学性,而且还取决于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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