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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计划”重提基础研究何往

作者:计算机信息
出处:www.lunrr.com
时间:2020-03-21

作者:温彩飞,王志康,徐悦,吴越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新闻,2018/8/14,9:2033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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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峰计划”再次提到基础研究的方向。不久前,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在高校中,建设了一批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高水平场所,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形成了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学科,培养了一批国际顶级科学大师,为建设科技和教育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事实上,早在2009年,面对“钱学森问题”,教育部就出台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点计划”。当时,该计划也被称为“珠穆朗玛峰计划”。可以说,它现在是“珠穆朗玛峰计划”的试点版本,正在十几所重点大学推广。

本期,本报深入探讨了两个“珠穆朗玛峰计划”,希望读者能对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背后反映的中国基础研究有一个更清晰、更深入的了解。教育部此时重访“珠穆朗玛峰计划”的原因是什么?它与2009年推出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训试点计划”有何不同?具体问题是什么?

急需薄弱基础研究

周广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曾经有一个“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学生的试点项目”,也叫“珠穆朗玛峰项目”,现在提出了“高等院校基础研究珠穆朗玛峰项目”。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前者试图回答“钱学森的问题”,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一项教育计划。后者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后产生的,旨在缩小中美基础科学差距,建设科技强国。这是一个科研计划,也是一个人才汇聚计划。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深化,最终目的是攀登世界最高科学高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今天的“珠穆朗玛峰计划”可以理解为促进“双头等舱”建设的重要计划。“珠穆朗玛峰计划”中提出的2020年、2035年和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双一等”和三个时间节点是一致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世界科技创新中心。

目前,世界上有两种模式。一个是欧洲大陆模式,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一个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强调学术发展由国家力量主导。由于这个原因,欧洲大陆国家通常都有很大的科学院系统。英美模式强调学术探索的自由,允许科技创新的自发发展。一般来说,非政府组织发布研究报告来指导科技创新。

中国遵循欧洲大陆模式,高度重视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知识积累薄弱的领域,并且可以弥补不足。然而,从长远来看,英美模式更具活力。在过去的500年里,世界科学中心在80年的周期内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转移到了美国。然而,美国科学的繁荣时期已经突破了80年的周期,甚至超过了100年。从长远来看,确实有一些研究无法计划。

“珠穆朗玛峰项目”鼓励许多自由探索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显然也注意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是,总的来说,它仍然依靠政府的推动来实现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这与我国在过去40年里忽视基础研究以及强调技术而不是学习有关。忽视基础永远会落后!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不在R&D投资或在R&D投资太少,绝大多数企业依赖海外采购。只有少数有实力、有远见的企业会在中上游投资。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投资于能快速看到下游效益的项目。那么,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缺乏一个重要的环节。

基础研究可能没有回报,只能由政府组织。我国每年投入高校的研发经费不到10%,但大部分SCI论文和科技成果奖是由高校获得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高校产出的效益更高。同时,人才是第一资源,只有大学才能储备和培养大量的人才。事实上,“珠穆朗玛峰计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努力在平台、研究方向和重大科研成果上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通过这一计划,我们将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库的作用。我们希望首先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分中心,而要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分中心,我们将首先成为世界人才分中心。

第四次科技革命战略布局

马陆亭|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司司长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点项目”和“高校基础研究珠穆朗玛峰项目”是两个项目。事实上,计划和项目的不断出台是与我国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预算制度有关的。项目支出反映了政府在现阶段努力加强的内容。此外,项目支出是分阶段进行的,正如“211工程”和“985工程”已成为历史,“双重一等”已成为现在时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访问中特别强调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支持经济,最终所有的竞争都反映在科学技术上。如果我们不抓住技术革命,我们可能永远落后。如果我们抓住它,我们将能够实现平等,甚至超越。事实上,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攻击主要是保护知识产权。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仅靠学习和进口是无法维持的。日本过去是一个建立在唯物主义和技术基础上的国家,但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建立在科学和技术基础上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必须实现独创性。中国的未来也是如此。

“珠穆朗玛峰计划”和“双人头等舱”应该同步进行。珠穆朗玛峰计划的重点是基础学科,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撒胡椒粉”,而是高端研发。它不是物理、数学等简单的基础学科,而是基础学科的前沿和突破。设计师们所想的是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寻找创新资源。因此,要支持“前沿科技中心建设”,与“双一流”协调发展。“双头等舱”强调帮助新的人,帮助特殊的人,帮助需要的人,帮助优秀的人。所谓的“帮助新”关注的是现在可能不是特别强大的学科,但一旦新产业出现,尤其是那些能够引领新产业的学科,就可以牢牢掌握这些学科。

当然,科学的未来有不可预测的一面。我国的一些学科已经位于世界的前端。面对世界的前端,必须有一些创新。因此,它包含了国家提出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大成果的迫切需要。“计划”有目标,2020年、2035年和2050年的三个时间框架对应于“两个步骤”。我注意到它的词是“一批”,而不是一个定量的限定词。这不是有意的。设计师实际上可以制定趋势。虽然有许多前沿学科,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仍然是我们的目标。杰出的科学家将判断和纠正前端。所谓的大师培养并不意味着100位大师被选中,其他人不能进入。

回顾学院和大学。目前,高校基础研究投资相对薄弱。事实上,它是最适合基础研究的群体。大学有许多领域和综合学科,最有可能产生交叉结果。此外,我们继续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后备人才。高校的创新活动十分丰富,过去可能不适合大型项目,但现在一些高校也非常密集。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创新,国家都需要革命性的创新。随着贸易摩擦越来越激烈,这次对基础研究和高端“珠穆朗玛峰计划”的强调实际上是一种战略布局。

现状

无论是2009年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还是今年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重点都放在基础研究上。那么中国的基础研究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阶段?瓶颈在哪里?未来如何培养一流的科学家?

培养一流科学家应重视原创性和系统性工作

俞梁海|中南大学教授

中国长期混淆“技术”和“科学”。许多人认为如果“技术”做得好,它就等于“科学”。然而,“技术”不同于“科学”。对于“技术”,人们现在重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对于“基础科学”,他们希望揭示具体问题的内在机制。通过掌握这些机制,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为升级“未来技术”奠定基础。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只注重“技术”,而不注重“基础研究”,那么它就可以在“低端模仿”时代制造一些产品。然而,很难进一步升级和改造产品。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基础研究应该说处于世界顶级水平,如量子通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领域都处于世界前列。然而,我们目前还处于国际追求阶段的许多领域,如高端航空航天材料、电子芯片等领域。由于基础研究跟不上步伐,技术无法发展到“最高水平”,多年来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当然,这个国家多年来已经充分意识到“瓶颈”技术的问题。因此,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走出了“研究胜于购买,购买胜于租赁”的荒谬逻辑。

要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不仅要看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还要强调他们的工作是国际原创还是国内原创。同时,应该更加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否则,中国的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他们将跟随任何领域的研究趋势。最后,即使它们是拼凑在一起的,也很难形成一个系统。这样的研究不能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因此,我认为重视原创性和系统性是培养一流科学家的关键。

基础研究的瓶颈是教师

陈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就计算机科学而言,我国的基础研究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编译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系统是计算机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部分。

但从现在开始,国内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主要由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清华大学等一些科研机构的教师进行,而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合适的相关教师。对于计算机操作系统,虽然已经有一些国内操作系统,但是它们缺乏大量的用户支持。编译器也是如此。常用于C、C和其他编程语言的编译器也来自国外。就数据库管理系统而言,虽然在中国有,但用户相对较少。因此,计算机基础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

理论上,计算机应该包括硬件和软件。然而,事实上,大多数高校更注重软件和应用,而基础理论和硬件课程却很少。例如,许多学校不提供“离散数学”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数学基础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和“编译原理”作为硬件基础课程。这导致一些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转变为纯应用专业。

从一个小角度来看,通过对计算机科学的分析,我认为我国基础研究最核心的瓶颈在于缺乏相关的教师。

以计算机科学为例,许多大学缺乏基础研究的教师,特别是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4年,教育部高校计算机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出了一项改革,即高校计算机专业系统能力的培养。其核心思想是让学生不仅使用计算机,而且知道计算机将来如何工作,从而培养本专业学生的系统能力。

然而,计算机基础研究的发展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尤其是在现有的评估标准中。

基础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很难在短时间内产生高水平的结果。酿造和坚持通常需要很长时间。然而,目前的评估系统是在每年年底评估教师的工作量,例如发表了多少论文和应用了多少项目。在这种评估制度下,教师应该首先考虑完成年度工作量,而不是根据兴趣或国家的主要需求进行一些研究。因此,他们很难全心全意地做基础研究。

我认为基础研究教师短缺的背后是高校现行评估机制不完善造成的“麻烦”。

当然,我国也在不断进行相关改革。例如,今年年初,中国办公室和国家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不久前发布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喜欢看到的。

无论是人才评估机制的改革还是基础研究的“珠穆朗玛峰计划”(Everest Plan),以顶级设计,如何登陆变得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首先就要培养出一流的教师,然后才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作出一些原创性的基础研究,而不是跟随性的研究。没有一流的师资,所有顶层设计都是空想。

思辨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来规划人才培养自是无可厚非,但针对这一计划,是否还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地方?

时限是把双刃剑,制度文化配套建设是重点

侯定凯 |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在我看来,此次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中,“本世纪中叶”这个时间的限制值得思考,它虽然是基于深厚的社会发展背景所提出的,但也隐藏着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但凡社会发展规划,一般总会设定时限、目标、战略等。有些规划为期较短(如一年),有些则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远。有时,决策者会将规划与特定的历史时间节点联系起来,赋予规划以更多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如千禧年、建国百年等。而针对我国教育领域的规划又通常会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如五年规划)对接。

当然,时限本是规划的题中之义。对教育计划设定相应的规划时限和目标,可能更便于对相关部门机构进行激励、协调和问责。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时限的规划背后相应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

问题通常会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规划时间节点的依据因素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各项社会事业虽然都需要协调,但是其自身的特点、运行机制和发展节奏是不可忽略的。过于将局部规划与整体社会发展规划捆绑,以求得“协调一致”,结果往往容易导致规划或保守或激进,最后可能事与愿违。另一个问题是,时限导向的发展规划,会导致赶“工期”现象,从而造成发展的“重量轻质”。到时,我们会发现,某些外显的指标可能实现了,但背后的文化、制度建设依然滞后。

因此,我认为规划不应该只提目标,更要有相应、细致的制度设计。在教育领域,一流人才的聚集地,也一定有最具包容度和宽松度的制度。特别是对于我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来说,宽容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基础研究的发展不是规定一个时间段就可以马上发展起来的,它有赖于学者强烈的内在兴趣和身心投入,需要一代代研究者成果的积累,从量变达到质变。

那么何为具有包容度和宽松度的制度环境呢?从一些细节上看,可以是针对“冷门”学科或者难以在国际刊物发文的学科,在项目资助和成果认定政策上予以一定的倾斜;又或是选拔具有学术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的学者做带头人,营造良好的学术工作“小气候”;建立起与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相匹配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等。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创建与规划相适应、更具激励作用的文化环境。一是树立“底线管理”的观念,除了国家法律明确禁止触碰的底线,应该允许广大学者勇于探索、试误,并完善学术仲裁制度,恰当处理基础研究中出现的各类争议和纠纷,减少非学术因素对研究工作的人为干扰。二是树立“服务至上”思想,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获取研究数据、展开学术交流和合作、获得学术成果认定和职业发展机会提供更多便利。

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还应注重学术梯队和后备军的培养,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招生、人才招聘等环节,为更多年轻人立志从事基础研究提供优惠政策。同时建议在国家层面确立一批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久久为功,并积极探索跨学科基础研究的评价制度。

教育主管部门应发挥“打基础”作用

唐安国 |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

关于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我认为有其可取之处,但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此次教育部在制定“珠峰计划”时,避免了规定过于细化的问题,仅提出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政策措施和发展目标等,从这个层面来说,该计划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对于做任何事来说,“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计划是不能过于细化的,要尽量避免过于刚性的问题出现。这就好比我们出门旅行,首先会制定一个行程计划,但是在旅行时,肯定会有很多变动因素出现。因此,在最初制定计划时,就必须要留有一定的余地。

除此之外,教育主管部门还应认清,其自身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究竟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想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导培养真正的人才,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从2009年提出“珠峰计划”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不难发现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教育部门如何将这一部分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值得我们思考。

在我看来,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人才培养上起到一定的基础作用。这就如同盖一座大楼,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的应该是地基建设,尽管基础对于整个大楼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光有地基显然是不够的,还要与上层建筑组合,才能成为一栋完整的建筑。

我一直认为,优秀的人才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在整个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当然,学校教育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将其无限夸大,而是应该全面地看待人才培养问题。

回到制定计划的问题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于人才培养而言,制定计划是正确且可取的,但就像目前政府实行的精准扶贫工作一样,我们在制定计划之初,就要精准地搞清楚相关部门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并扎扎实实地把这部分作用发挥好。此外,目标也不宜定得过高,即不应超出部门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能力范围。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人才培养中要注重产学研联合培养,避免出现各个部门单独作战的情况,各部门实现联合作战才是可取的。否则的话,教育部在“珠峰计划”中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便可能会很难实现。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温才妃、王之康,见习记者许悦,实习生武悦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8-08-14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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